浩然的《艷陽天》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受讀者歡迎作品，不僅因為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讀者；也因為作者寫出了幾十個性格鮮明的人物，蕭長春、韓百仲、焦涉紅、焦克禮、馬翠青、韓小樂等社會進步人士，也寫出馬之悅、馬立本、馬大炮、彎彎繞等負面人物；《艷陽天》更突出特點是生活氣氛濃厚。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讀者都有很深印象。現在有很多人對那個時代背景有看法，對寫那個時代小說也有看法，所以對《艷陽天》不怎么愛讀了，對這部書不怎么了解，有的說這部小說人物臉譜化，這是毫無根據的。要說這部小說人物鮮明是挺鮮明，也挺豐滿、多元；不足的是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那是受那個時代影響。另外這部書敘述語言，也不太精練，但大部分語言表現力很強的。
   著名評論家雷達評價：“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浩然，“十七年文學”的最后一個歌者》。60年代我們有浩然的《艷陽天》，是一本充滿了矛盾的書，一方面有有血有肉的人物，另一方面受是八屆四中全會影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人物。他的第一部保留的田園詩意比較多，第二部越來越模糊，到第三部政治需要壓扁了藝術，這就是《艷陽天》。這本書的第一句話是：蕭長春死了老婆三年都沒有續上，現在蕭家是兩個筷子夾一個骨頭，三個光棍。生動吧！這就是浩然，他就是用農民的語言，因為他有農民的生活體驗，但同時也受了階級斗爭的影響。他的書中有很多的內容寫得非常精彩，比如寫到焦淑紅和那個男人兩人在炕頭上默默對視，中間是一個小枕頭。其實那個人是她暗戀的戀人，內容寫得非常漂亮。這就是浩然，我們看文學現象要歷史地看，包括十幾年前的作品。”
   而另位對中國文學比較熟悉的漢學家，顧彬說：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沒有什么文學價值。這說明他對《艷陽天》、《金光大道》沒怎么讀過，或者沒細讀過，是主觀判斷。我覺得現在寫農村小說，不用說沒有《艷陽天》那濃郁生活氣氛，就是人物也沒有《艷陽天》那么鮮活，把農村各類人物都寫的那么有血有肉。
   我把其中一段抄給大家共享：
   正往桌子上端飯的玉珍嚇了一跳，“我的天兒，這是誰給你剃的呀？”
   焦克禮笑著問，“你先說是咋回事吧？”
   “像個皮大西瓜啦。”
   “花皮大西瓜不好吃嗎？”
   坐在炕上喝粥的小妹妹喊著：“嫂子，瓜在哪兒，我吃。”
   焦克禮把腦袋一伸，說：“這兒，啃吧，嘿，吃西瓜啦！沙瓤的可口甜，五分錢一塊啦，再不買，可沒有啦！”
   端著咸菜碗進來的媽媽笑著說：“唉，都娶媳婦大漢子又當隊長了，還像個三歲兩歲的孩子。”放下豬食桶進來的小弟弟說：“一點也不像隊長樣。”
……
   焦克禮見有人響應，就更神氣了：“好，好，別看媽上年記了，比年紀輕返還這精明，媽，我先囑咐你兩句。”
媽媽笑著說：“你別順著桿兒往上爬了，先囑咐你媳婦吧，最要緊的是她。”
   玉珍說：“我不用她囑咐，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該怎么做還怎么做。”
   焦克禮說：“光知道不行，嘴上說是空的，咱們得術實際。依我看，咱們家每個人都找個學習目標，訂個計劃。拿你來說吧，你的目標是百仲大嬸子，得學她那樣支持百仲大叔。”
   玉珍說：“我比得了人家呀！”
   “怎么比不了？你比百仲大嬸子優越性可多啦，第一你年輕，第二你識字兒。你不跟她學，你跟孫桂英學呀！”
玉珍呸地朝他吐了一口，紅著臉不理他了。
   焦克禮又沖弟弟說：“你呢，得學韓小樂那樣。”
   弟弟說：“我又不是共青團員。”
  “不是團員，你要向共青團員看齊嘛？你嫂子人家還不是共青團員呢，人家干啥不先進！”
   弟弟妹妹同時叫起來，喲，喲，當著人夸媳婦，沒羞！沒羞！“
   對妹妹說：“你學習人家涉紅姐。”
   “我有人家涉紅姐個大呀？”
   焦克禮哈哈笑了，“又不是賣東西，讓你比個大來了，學習人家熱愛農村那份心。”
   妹妹一歪腦袋說：“這還用你說，我長大了還要當拖拉機手哪！”
   當然，這段再好，如果單成一文，也不算佳作，這就像蔥、姜、蒜，油、鹽、醬、醋等佐料，沒有主菜不算什么，也談不上營養；如果在菜中放上它們，如果放的適量是時候，就出味。要想讓作品讓讀者喜歡，就少不了這些東西。
當然，想寫出這些濃郁生活情趣兒、 生活氣氛的細節，沒有深厚生活底子是寫不出來的。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