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懷商鞅
來源：作者：王永剛時間：2014-09-23熱度：0次
感懷商鞅
一
和同事一起出差，車從312國道進入商洛市時，一尊佇立于國道旁寬闊廣場上雄偉的塑像，引起同事的注意，便問那是誰的雕像，我回答，是商鞅。同事隨口便道，噢，原來商洛是因商鞅而得其名。
我搖頭予于否認。
其實大多數人都以為商洛是因商鞅而得其名，實際情況是，商鞅原是衛國人，后得秦孝公賞識，在秦國掀起那一場驚天動地被歷史稱為“商鞅變法”的運動，并封于商邑（依照現在的行政區劃，其包括河南內鄉東和商洛一帶的十五座城鎮），依此來看，當時鞅的封地比現在的商洛還要大一些。我給朋友解釋道。
近年來，時興以歷史名人來提升某一區域的知名度，凡是能與歷史名人掛上鉤的，時政當局的治理者都會在這上面做一些文章，標榜與其某種聯系或淵源，盡而想借這個臺子，唱一出經濟或者旅游的戲，是當局者最喜歡做的事情，這不，昨天我去一政府部門辦些業務，在會議室里就見到數箱水果，包裝上赫然印刷著“孟姜女故鄉”，想著是借“孟姜女哭倒長城”的傳說來推廣他們的這個水果吧，但我想破了頭，也沒有想到水果的品質與“孟姜女哭倒長城”之間任何必然聯系，無法用史料來驗證，孟姜女在世的時候，是不是種過這種水果，或者對這種水里的品質有所改良，如此的牽強讓人啞然無語，只能一笑了之了！
站立在諾大的商鞅廣場上，雄偉的商鞅塑像面色冷竣的注視著自己治下的封地，似乎仍思考著那場由自己發起并實施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變法……
二
那是一個縱橫家盛行的年代，和那些充滿抱負的讀書人一樣，以“刑名之學”出身的衛國人鞅，在而立之年，背負孤劍，在魏國未被重用之后，踏上了秦國的土地，以謀大業。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動亂、大動蕩的時代，也正是這種動蕩與混亂，為豪杰勇士提供了表現自己才能的廣闊舞臺，鞅這顆在魏國險被埋沒的曠世奇才，終于被才登上國君之位的年僅二十二歲的秦孝公賞識，從而開創了一個時代。在秦孝公的強力支持下，鞅充分發揮了其“刑名之學”的特長，先后從農耕、軍戰和中央集權三方面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的變革，并配套相關的法令及政策，誘以利、懼以刑，三年之后，變法初戰告捷，商鞅也被任命為左庶長，成為秦國四個最高行政長官之一。
變法啟動到第十個年頭，秦國出現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眾“勇于公戰，怯于私斗”的局面，整個國家儼然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高效好斗的戰爭機器，商鞅也被秦孝公升為大良造，是為秦國最高行政官職，統掌軍政大權，達到了人生的頂峰。也就是這一年，商鞅親統秦兵，擊敗戰國七雄之首魏國，秦國成為戰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秦孝公終成戰國霸主，實現了當初商鞅變法所論的“霸道”初衷。可以說，經過秦孝公與商鞅十年的變法與治理，秦國兵強馬壯，已經顯現出橫掃六合的王者氣象，并且一步一步朝著吞并六國、稱霸天下的未來走去。
商鞅實施改革之初，中國社會與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轉型期，變革的法令自然要改變傳統中某些固有的東西，同時自然會觸及到一些權貴的利益，為了保證這些改革能順利進行，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上演了著名的“徒木戲”。他把一根三丈之商的大木柱立在都城的南門，發布告說，能夠把它遷置到北門的，可獲得十金的獎勵。民眾不信，沒人動手，商鞅再出布告，宣布能遷置的人可得五十金的獎勵。終于，有一個大膽的人把木柱從南門遷到了北門，商鞅當即兌現承諾。這一看似戲劇性的舉措，很快傳遍了全國，使人對變法產生了信心。同時，商鞅還反對他的人處于嚴酷的刑罰，在變法啟動的過程中，太子觸犯了法規，商鞅沒有辦法處罰“皇子”，就拿他的兩個師傅----貴族虔和賈開刀，一個抓起來關進監獄，一個判處黥刑，在臉上刻字以示懲罰。4年后，虔又犯法，商鞅削掉了他的鼻子。這些舉措，都成為世人在論改革法令執行時喜于津津樂道的話題。
然而，歷史卻在這個時候顯示出其冷酷的一面。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商鞅，盡管為秦國的強大付出了無比的努力，然在這出戲的總導演秦孝公駕崩之后，商鞅隨即被處于當時最為嚴酷的車裂之極刑，并誅滅全家。據說當秦惠公派人抓商鞅的時候，商鞅舉家逃亡，來到一個叫關下的地方，想投宿旅舍，旅舍的主人不認識商鞅，說：“我不能接待你，商君法令規定，讓人投宿而沒有驗明身份的，會遭受連坐之罪。”這里面的兩個法令，都是商鞅親自制定，其中一項就是影響后世至今的戶籍制度及住宿需出具身份證。商鞅逃回封地商，集結封地的屬下，試圖與朝歌相抗衡，然在商鞅軍爵制調教下的秦國軍隊此時已是虎狼之師，個個驍勇善戰，他們正想通過戰功而加官進爵，烏合之眾的商鞅部下豈是他們的對手，很快，商鞅便被抓回朝歌，這位歷史上的“酷吏之祖”親自品嘗了由自己烹制的酷刑。實施這次酷刑的主使便是我前文所講的變法中所觸犯了法律的太子---即位后稱秦惠公。
商鞅雖死，但商鞅既定的政策卻均在按預設的軌道上繼續運行，重農戰略及國有專營體制為財政充沛提供了保障，而其獨有的軍爵制度更是激勵著軍事上的野心和兇悍。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秦國先后發起了多達100多場戰爭，公元221年，秦王嬴政終于統一六國，自稱始皇帝，從而開創了中華大地上第一個集權帝國。可以說，商鞅主義在這時才獲得全勝。
三
從一個背負孤劍的少年，以改革變法的理念，與秦孝公共同啟動了在后世堪稱絕響的改革，并成就了秦孝公“霸道”的初衷，秦王嬴政也正是依靠這場改革的成果，最終成就了“千古一帝”的堂皇功業，毫無疑問，這種改革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變革的法令中，如重農抑商、資源國有制度、戶籍制度、郡縣制度、軍爵制度等對后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商鞅設計了中央集權制的模式。然，商鞅設計了這個故事的開始，也預知了這個故事的結果，卻沒有預料到自己被車裂的下場，這不知是不是歷史的嘲諷。
歷史千年以承，后世看商鞅變法，還是有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如其實行的軍爵制，所謂對民誘之以利，看似人人都可以通過戰爭獲取功名富貴，實質上是通過重刑或重賞讓全民變成勇敢而兇猛的戰士，在他的治國邏輯中，戰爭是起點，也是終點，并且循環往復，不應該停止；以重農抑商，讓民眾去耕作，糧食就會迅猛增加，打仗也就有了物資，然后用軍爵制度激發民眾的戰斗熱情，攻城略地之后，土地和人口又增加了，就可以擴大農耕，繼續發動下一場戰爭，如此，國家就成了一臺強大而無比恐怖的戰爭機器，人民則成了無知無畏的殺戮之士，為了確保這個戰爭機器的高速運轉，他還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剝奪富人的財產，讓人民始終處于同樣的貧窮線上，這種讓民弱、民怯、民愚的思想，盡管確保了國家兵源，在短期內可以促使帝國迅速擴張或壯大，但是，其思想的局限性顯而易見，違背人性的基本原則，其統治的脆弱性也自是必然。這一點，從世界上看，與其同時代的亞歷山大帝國迅速崛起，但又很快的裂解，大秦帝國也如出一轍，僅僅存活了不到二十年；后代的蒙古帝國在征服了大宋王朝之后，其疆域曾橫跨歐亞大陸，但也很快的落入同樣的歷史邏輯之中。世界近代史上的由希特勒所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通過變法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大日本帝國，命運均是如此。
就商鞅本人的結局而言，更讓人無限感懷。一代改革大師，拓疆興邦，奠定帝國崛起的基礎，可謂豐功偉績，然卻被五馬分尸，誅滅全家，可謂慘矣。但仔細究其因，不難發現其中一些端倪。其一是為推行自己的變法，最終實現“霸道”的目的，不惜立酷刑，謂之“酷吏之祖”毫不過分，史書記載，有一次，他在渭河邊論法，一口氣就殺死了700余人，導致“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 其二，他不允許爭論，不允許辯駁，在變法過半時，一些先前反對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贊美變法，商鞅說，這些都是“亂化之民”，于是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城，從此，再也沒有人敢于議論國事了。其三，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似乎是對立的。他極端的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顯而易見，商鞅認為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的狀態是家里沒有一點多余的糧食----“家不積粟”，以保持饑餓進取的精神面貌，他把國家的強大遠遠放在了民眾富足之前，強調“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如同我們看螞蟻搬家而產生的諸多可議論的現象一樣，似乎總歸結于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容我們忽視的事實卻是：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們這個早慧的東方文明古國第一個思想高峰期，相繼出現了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家，其思想如天上之繁星，璀璨奪目，如孔子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就是說孔子認為最好的狀態是“均無貧”，安居樂業，類似于今天的福利社會、和諧社會的主張，更認為要“藏富于民”；老莊也主張均貧富；而孟子更是提出了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這些思想中，無不閃現著樸素的治國為政之道；遺憾的是，商鞅未能汲取其中任何一點有益的部分，而是我行我素的按照自己的“國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一意孤行，無視民間悲與苦，視民眾為草芥，并附之以酷刑、重賦、獨裁，將中央集團演繹到恐怖的極權主義，其悲劇性結局亦是必然。縱觀歷史，酷吏、苛政、獨裁者從來沒有好的下場，無論他是出于什么樣的目的，達到了什么樣的效果。在秦孝公與商鞅進行鐵腕變法的22年里，商鞅每次出門，都有十多輛兵車保護，史記之結怨無數，我想，這個“怨”既有他的政治對手的“仇怨”，當然，肯定也有相當多的“民怨”，這一點，似乎秦孝公已有所意識，他在病重時曾萌生把王位傳給商鞅的念頭，我想，秦孝公是考慮到一旦他駕崩，離開他支持與保護的商鞅肯定不會有好的結果，所以才有這種念頭吧！
四
風雨如晦，關山似鐵。如果說封建主義、中央集權是社會發展的選擇，是時代使之然，那么，對比中西方早期的發展，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是政治性的封建制度，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定的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最大化利益，采取了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向推進，從而形成了中國歷史的特質，自商鞅以后，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已基本定型，后世歷經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于精致完善，特別是在商鞅所倡導的“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影響自今亦不能消除，毫無疑問，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就是制度的貪婪，沒有限制的“君所獨制之權”，最終導致了這個早慧的古代東方文明發展到近代時，與現代文明分道而馳，這是讓我們嘆息的。而與商鞅同時代的希臘、雅典，都對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進行了思考和實踐，同一時代歐洲的封建莊園并與之配套的，只是經濟性的封建制度，更為可惜的是，中國則從來沒有出現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專制、集權、獨裁已形成了制度和文化上的習慣，千年以來，鮮有改觀。甚至直到今天，中國的省市縣治理模式仍然沒有跳出商鞅當初郡縣制的藩籬。
巴菲特說過一句名言：“如果你在錯誤的路上，奔跑也沒有用。而走在正確的路上，大可不必著急。”斯人已逝，以商鞅命名的諾大的這個廣場已成為當地市民休閑納涼的好地方，新修建的高速公路將這個城市與外界更為緊密的連接起來，一直通向遠方……
[img]http://b110.photo.store.qq.com/psb?/V10uOxR12CNtlr/Ux5WJFN.B6zeOdRu9oc63aFLHh83cFXWWbUwxi6epaM!/b/dCbPlkGOFQAA&ek=1&kp=1&pt=0&bo=iQJ9AQEAAAAAANA!&su=0184413633&sce=0-12-12&rf=2-9[/img] (編輯：作家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