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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創始人是生活在公元1世紀前后的拿撒勒人耶穌。現在分為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教派。隨后，他在世界得到迅速的傳播，但在我國的傳播較為曲折。

其實，基督教在唐朝貞觀年間傳入了中國，只是當時稱景教。公元428年，安提阿教會的著名傳道人、敘利亞人聶斯托利被東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二世任命為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張基督有神、人“二性二景教位”。公元435年，聶斯托利被皇帝定為異端，被流放到阿拉伯和埃及沙漠地區，451年去世。許多主教不滿以弗所會議的不公平，拒絕接受對聶斯托利的判決，也遭到流放的下場。令人驚訝的是，就在聶斯托利凄慘地去世那一年召開的迦克墩會議上，基督完全的人性被肯定，會議宣告“基督只有一個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這兩性之間的關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換，也不能分割”。當初的勝利者西利爾反被指控主張基督只有一種性質，即獨性論而被判為異端。在東羅馬被視為異端，被絕罰出教會。一部分追隨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國王保護，成立獨立教派，與摩尼教、襖教共同形成波斯當時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亞。他們有的教徒更是沿著絲綢之路向東，到達它的最東端長安。

大唐貞觀九年，就是公元635年，宰相房玄齡走出長安城外，準備主持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而皇帝李世民也在皇宮內翹首以待，滿懷興奮。因為他們剛剛得知，一位大德，即將攜帶著真經進入長安。想想，玄奘不是要到貞觀十九年才回來嗎？沒錯，此時的玄奘，還在印度的那爛陀寺進修，忙于寫畢業論文。這位進入長安的大德，不是玄奘；他帶的真經也不是佛經，而是圣經。此人叫阿羅本，來自敘利亞。他隸屬于基督教中的聶斯托利派。這個教派創始人叫聶斯托利，因為教義與主流解釋不符，被開革出教。他一氣之下遠走中東，創立了亞敘教會，在中東傳教。到了阿羅本這一代，他們終于把目光投向了絲綢之路的盡頭，希望讓上帝的榮光降臨在那一片廣袤的東方土地上。

阿羅本向李世民進獻了圣經和圣像，講述了上帝創造天地、人類原罪、耶穌降世等故事。李世民聽沒聽懂，不知道，不過他態度不錯，準許阿羅本留在長安翻譯經典。三年以后，阿羅本將一部分圣經譯成了中文。李世民看過以后，覺得沒什么大問題，便下詔正式準許傳教，并在義寧坊劃出一片地來，興建了一座教堂—這是中國有記載的第一座教堂，距離耶穌出世已經過去了六百三十八年—稱為波斯寺，后又改名叫大秦寺，除了阿羅本以外共有信徒二十一人。阿羅本深知，在中國傳教，不適應于當地文化是不成的。聶斯托利這個名字太拗口了，不利于傳播。他或者他的弟子就著手進行了一次漢化，將該教派譯成了景教。景者，日光也，光明之謂。教士從此稱為景僧，圣經亦被稱為景經。

當時的大唐長安，海納百川，對于宗教保持著開放的態度，無論佛、道、景乃至祆教、摩尼教，都可以布教設寺，各展所長。在這種風氣鼓勵之下，景教在大唐的發展非常迅猛，信眾極多，在長安以及其他城市也擴張迅速。阿羅本擅長走政府路線，到了唐高宗時，他已經貴為鎮國大法主。到了唐玄宗時，景教對漢化的態度更加柔軟。李隆基沒事就叫景僧們來興慶宮布道、做禮拜。景僧們投李報桃，將教堂里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供人禮拜，算是別開了法門—要知道，在后世天主教再入中國時，關于信徒是否可以祭拜祖先，可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安史之亂中，郭子儀的帳下，就有一位景教徒，名叫伊斯，在平亂中立下大功，被賜紫衣袈裟。他得勢后，景教有了更大發展。到了建中二年，伊斯決定在大秦寺的院中立下一塊石碑，在碑文里對景教傳播事業做一個階段性總結，命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總結是一位叫景凈的波斯人寫的，他世居長安，中文好得不像話。他在碑文中講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比如創造天地、伊甸園、亞當夏娃的原罪道成肉身等等，以及傳入中國的艱辛歷程。最難得的是，他用的還是駢文，駢六麗，如盛唐煌煌氣象。比如他寫上帝創世：“常然真寂，先先而旡元。窅然靈虛，后后而妙有。總玄摳而造化，妙眾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阿羅訶就是耶和華，不仔細看還以為是讀道經。可惜這是景教在中土最后的輝煌了，后來唐武宗滅佛，殃及池魚，景教也隨之式微。

景教傳入中國后為了適應和生存，便極力順應，進行本色化的努力。景教在教義敘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語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稱基督教之“天主”(《序聽迷詩所經》)；形容其“真主無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經》“湛常存”)；“鼓玄風而生二氣”；“渾元之性，虛而不盈”(“道沖，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應“無欲無為”，“能清能靜”(《志玄安樂經》)。至于報出家門之“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經》“道常無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的語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稱：“宗周德喪，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分明是說老子于周朝末年騎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東來，則含有老子之教再興之意。來華的景教士不但附會道家之言，更借助于當時極為興盛的佛教的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經形式，用語也多與佛經相仿；并以“佛”代稱“天主”、將希伯來文之Eldhjm譯作梵文之阿羅訶A-rhat；且景教人物的漢譯多稱為“僧”，如僧景凈、僧業利、僧行通、僧靈寶；約翰譯為瑜罕難法王、路加譯為盧伽法王、馬可譯為摩矩辭法王、摩西譯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凈也曾參與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另外，景教在中國還非常強調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極力宣揚帝王功德，贊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贊美高宗“人有康樂，物無災苦”；玄宗“皇圖璀燦，率土高敬”；肅宗“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德合天地，開貸生成”；德宗“武肅四溟，文清萬域”。并大力提倡上層宣教路線：“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從圣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能而阻之也”。還宣稱諷頌景教《志玄安樂經》能夠安邦定國：“行吾此經，能為君王安護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國人無不睹者，君王尊貴，如彼高山，吾經利益，同于大火。”另外，該教從敬畏神順勢又導引出忠君孝親即尊君事親思想：“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據。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雖有父母見存，眾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眾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懼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聽迷詩所經》)。為了順應中國國情，景教甚至開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稱：“七時禮贊，大庇存亡”。既為生者祈求息災延命，又為死者祈求冥福。

此后傳到北方，在游牧民族中得以生存，稱“也里可溫”，已不復當年的榮光。景教幾乎在中原幾乎滅絕了，也意味著基督教在我國第一次傳教的失敗。

基督教第二次在我國的傳播是在元朝。自唐末至五代北宋，在中國本土已經絕跡的聶斯托利派，仍活躍在中亞一帶，包括新疆、內蒙古地區，這從吐魯番的出土文獻以及七河(現在俄羅斯境內)、伊犁、內蒙古百靈廟發現的聶斯托利派教徒的墓碑，便可以得到證實。12世紀末13世紀初，鐵木真崛起，統一蒙古各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國，定都和林，稱成吉思汗。1211、1215年，成吉思汗兩次大舉進攻金國，占領中都(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四年后遷都中都，改稱大都，1271年定國號為元，1279年滅宋，統一中國。隨著蒙古人入主中原，景教再次來到中國。據考證，蒙古帝國里面的基督徒名叫“達娑”，又名“也里可溫”。元朝政府將臣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景教是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信奉的宗教，故而成為極具勢力的宗教，社會地位頗高，并取得諸多特權。如元成宗(1229-1240)及一些元代皇帝在位期間，賜予景教徒不服兵役、不納賦稅的特權。且專門設置崇福司，負責掌管也里可溫寺院、主教、司鐸同修士的祭祀和日常生活等事。而也里可溫也為元王朝及其統治階層祝壽祈福，雙方相處甚融。從13世紀歐洲人的游記和中國史書的相關記載中，可知元代景教的興盛情形。據《馬可波羅游記》所述，由喀什以東直至北京，沿路隨處都有景教信徒。該教教堂遍布中國各地，如蒙古、甘肅、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間、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蘇之常熟、揚州、鎮江等處。

公元1288年，紅衣主教哲羅姆當選教皇，是為尼古拉四世。新教皇在羅馬接見了東方來使，受理了阿魯渾來信，并邀請他們留在羅馬過復活節。掃馬請求教皇允許他作彌撒，以便讓大公教會目睹他們的習慣。得到準許。屆時，很多人來看蒙古使者怎樣作彌撒。他們所看的令他們滿意，表示“語不同而禮相同”。掃馬還從教皇手中領了圣體。另有傳言，說掃馬在覲見教皇時，曾先宣誓棄絕聶斯托利派錯謬的教義。掃馬在結束其出使使命時，并未獲得任何政治成果，但他在東西方教會的交流方面，卻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果，最終導致景教被羅馬天主教所吸收。

公元1307年，羅馬教廷鑒于孟高維諾在孤軍奮斗中取得的優異成績，特別設立汗八里(即北京)總主教區，委任孟高維諾為總主教，統轄契丹(中國北部)及蠻子(中國南部)各處主教及教務。此外，遠東教區也歸他領導，并擁有簡授主教和劃分教區權、非重大事件不需請示教皇的特權。教皇還派7名方濟各會修士來協助他，其中3人死于印度，1人留在途中工作，最終到達中國的只有3人，時維持到1313年。日辣多被任命為泉州教區第一任主教，其余2人留北京工作。公元1328年，孟高維諾在中國工作了34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歲。他在中國完成了一項異乎尋常的事業，與蒙古君主維持著良好的關系，培養信徒閱讀《圣經》和舉行禮拜，在中國的南方和中部的大商業中心設立主教區。此時，中國天主教徒約有1萬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泉州。5年后，教皇約翰二十二世才得知孟高維諾逝世的消息，曾派巴黎大學神學教授尼古拉赴大都繼任，但他在途中去世。

公元1336年，元順帝派了一個16人使節團攜帶順帝致教皇書，從大都出發西行。兩年后，使團抵達法國阿維農，覲見了教皇本篤十二世，呈上書信和禮物。同年，教皇派方濟各會修士馬利諾里等人攜帶回信和禮物東來，于1342年抵達大都，受到順帝的歡迎，使團所獻一匹駿馬，深得順帝喜愛，贊不絕口。馬利諾里身著禮服，口唱“篤信惟一真神”步入宮殿，有一人持一極為精美的十字架在前引導，見到順帝后為他祝福，順帝虔誠領受。馬利諾里在元朝宮廷住了4年，備受尊敬，后因中國局勢不穩，于1346年從泉州乘船返歐。此后，終元之時中國再沒有大主教，中國教會失去了全面領導。

基督教在我國的傳播第三次是在明末清初。羅明堅于公元1579年奉范禮安之命，與巴范濟一同來到澳門，師從一位中國畫師刻苦學習漢語。不久，他去廣州申請在華居留，官府因他會講漢語，同意了他的請求。這樣，羅明堅就成為明代第一位獲準在中國居留的宣教士。公元1588年，羅明堅回教廷述職，后因病去世。他是耶穌會得以在中國立穩腳跟的第一位奠基者。他能說流利的漢語，書寫通暢的漢文，舉止彬彬有禮，博得了中國官吏的好感。當時的一位宣教士對他作了如下評述：這是我所喜愛的一人，因為他用謙遜堅忍，把中國關得很緊的大門打開；因為他是第一個主張用中國的語言文字，將降生救世的道理在中國傳布；因為是經他的手，在中國造成第一座圣母無染原罪的小堂，里面供奉著從西洋帶來的圍繞著奇花的圣母像；最后也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瑪竇領入中國。公元1605年，利瑪竇在徐光啟的幫助下，在宣武門內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1610年，利瑪竇因病去世，享年57歲，皇帝賜墓地，葬于阜城門外二里溝，其墓碑現今仍存。不僅在中國，利瑪竇還聞名于日本、朝鮮，死后不久其著作兩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際，教外之人或稱天主教為“利氏之教”，其他宣教士或被稱為“利氏之徒”。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竟被上海鐘表業尊為行業神，每月塑望接受膜拜。王朝更迭之際，散處在各地的宣教士，由于環境不同，對當時的政局變動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如意大利人艾儒略、陽瑪諾，在福建延平艱苦地著書、傳教；在南京的畢方濟則充當了明福王的使臣，前往澳門向葡萄牙人搬救兵，后畢方濟一直活躍在南明各政權當中；在成都的利思類、安文思，則當上了大西國皇帝張獻忠的“天學國師”。順治年間(公元1644年-公元1661年)天主教在華宣教取得巨大果效，據1664年統計，當時耶穌會已在中國直隸(今河北)、山東、山西、陜西、河南、四川、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南(今江蘇)11省傳教建堂，共有教徒114200人。公元1670年，康熙才頒布開釋宣教士的上諭，一方面準許廣州25位教士各歸本堂，一方面不準添立教堂，也不準中國人入教。雖有諸多限制，但宣教工作終歸又可以合法展開。康熙帝對南懷仁十分信任、友好和尊敬，且對其他宣教士也十分友好和寬容，歷次南巡，所到之處，經常召見宣教士，詢問他們的生活與工作。1693年，康熙患瘧疾，太醫久治不愈，宣教士張誠送上南洋帶來的奎寧，一服而愈。為表謝意，康熙賜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即今北堂前身。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較大進展。正當在華宣教事業進展順利之時，教會內部卻因禮儀問題發生爭執，史稱“禮儀之爭”。康熙開始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權威保全中國禮儀和天子的體面。他醞釀的重大計劃是將有100多年歷史的中國天主教會收為國有。后來雍正、乾隆兩朝都對天主教采取了嚴厲的查禁政策，且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從此暫時轉入地下，但從未中斷過。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三次傳播就這樣失敗了。

基督教在我國傳播第四個鼎盛就是鴉片戰爭后。在馬禮遜來華宣教之前，新教已有過一些嘗試和動議，公元1624年-公元1662年，荷蘭殖民者占據臺灣，并于1626年開始向臺灣派遣傳教士，據說在當地發展了數千名信徒，還開辦了學校。但當荷蘭人被鄭成功逐出臺灣時，當地的教會也隨之銷聲匿跡了。此后，歐洲時有向中國宣教之議，如英國貴格會的創始人喬治·福克斯于1661年曾聲言“可以召集一些教友去中國出版圣經”。這一年他的日記記載有3名貴格會的成員試圖前往中國，但在途中遇阻而還。到19世紀初，向中國派遣新教宣教士漸漸成為英國教會關注之事。公元1801年，英國圣公會傳教會開始考慮向中國派遣傳教士。馬禮遜在幾十年的宣教士生涯中，吸收信徒的數量是有限的。在他來華7年之后，終于有一個名叫蔡高(1786-1818)的中國人由馬禮遜施洗歸主。蔡高在1807年就與馬禮遜相識，和哥哥蔡興一起為馬禮遜刻印中文《新約》。在馬禮遜的倡導和參與下，1818年在馬六甲興建了英華書院，米憐為校長。既向東來的歐洲人講授中文，也同時教授當地華人子弟英文。1834年，馬禮遜因病去世，終年52歲，葬于澳門。他的兩個兒子馬儒翰、馬理生也定居中國。公元1851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就是受到早期基督教義中的平等思想，但因其受封建思想影響較大創立的拜上帝會仍舊有著十分嚴格的等級制度。公元1860年以后，傳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表面上看，中國福音的大門是打開了，妨礙宣教的一切官方阻攔都在理論上被清除。然而，將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條約之上，卻埋下了難以預料的禍患和仇恨的種子，為中國教會預備了極壞的土壤。公元1900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是民教沖突積累了半個世紀的大噴發。據不完全統計，庚子教難中，天主教宣教士遇難者約53人，教徒18000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屬遇難者為188人，其中內地會的宣教士占1/3強，信徒被殺者的數字很難統計，一說有1912人，另一種估計為5000人。義和團使得不少傳教士和教會人士對自身進行反省和檢討，他們認識到基督教受和約保護，頗涉政治嫌疑，為中國人恨惡。后來，基督教公元1907年，是基督教第一個宣教士馬禮遜來華100周年，在華各宗派各差會于4月25日至5月7日，在上海召開第三屆傳教士大會--百年大會(前兩屆分別于1877、1890年召開)。重要目的在于討論百年來在中國宣教的得失，提出更適合中國社會的傳教方針。當時，在華宣教士的總數已達3833人，與17年第二次大會相比，增加了3倍多。這次大會的出席者共1179人。在與中國社會的關系方面，強調基督教的非政治性，希望中國基督徒安分守己，潛心祈禱讀經修身治家，反對教徒參與反政府運動，取得中國政府的支持。在教會傳教事業上，提出今后教會工作的方向：大力發展基督教教育，尤其要重視女子教育；提倡各宗派的合作和聯合；要用西方文明改變中國人的觀念，領導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心智變革”。基督教教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就是蔣介石也信仰。解放后，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國機構，就稱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會議通過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章，選舉產生了139位委員，吳耀宗當選全國三自主席，“三自會”正式成立。現在基督教在我國得到穩定的發展。

                                                                   2015年11月25日于貴州盤縣劉官鎮樂樂招待所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