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快樂，一路好人（序）
郭傳義

　　我參加工作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小說，讀小學的時候，其實語文課本里就已經有小說了，比如王愿堅的《黨費》，還有不記得作者名字的《狗又叫起來了》。老師肯定講過這些文章的題裁，但根本消化不了。
　　1960年我參加工作當農工，剛到14周歲。我是怎樣當上農工的，讓我們再把目光移至50年前。
　　三年困難時期——簡單的說，就是沒有飯吃，別說大米、粗糧，連青菜也難尋找，整天餓得你兩眼昏花，大人小孩都是腹中空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成千上萬的農民百姓離家舍土，出外謀生，尤以安徽、山東、河南居多。當時江西的情況相比其他省好得多。聽大人說，不論來自哪個省的，只要進了江西，江西一律要給他們飯吃。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還開設了粥棚，每日為災民免費提供賴以活命的米粥（這些都有資料可查）。在那樣的困難條件下，江西還大招工，無論墾殖場、工廠、施工工地，都招收工人。輪船碼頭，火車站、汽車站，都是招工的攤點。
　　九江是招工最多的城市。這是筆者親眼所見親身經歷過的。輪船碼頭——那時叫大輪碼頭，招工的桌子多的時候有二三十張，不像現在要投簡歷、填學歷、看證書，那會兒什么都不要，包括戶口和證明。只要你是從大輪下來挑著棉被的安徽人江蘇人就行。那棉被用被單包著——當時根本沒有蛇皮袋——臟得已經發黑了，下船的人基本上都是一臉菜色，灰頭土面。他們用遲滯驚慌的眼神走出倉門，看著渴望已久的傳說中能解決饑餓的江西。
　　五十年前的九江大輪碼頭，熱鬧非凡，上船的下船的等船的人山人海。哪像現在，鐵路公路吃掉了水路。前年我特意到碼頭采風，一片冷清凋零！
　　下船的第一關是不好過的，有點像過“封鎖線”。不是查船票，而是有人攔截——被本省派來的人攔截。現在到外面找工作，叫打工，當初叫“外流”或叫“跑外流”。打工是中性的，叫起來或聽起來還有幾分自豪和時尚，外流可是不好聽的，這是當地政府極力反對的。凡是要外流的村民，沒有一個敢向村干部鄉干部說的，都是悄悄地不聲不響地裝著走親戚或夜半三更離開家門。我家的那個生產隊的勞動力，幾乎都到江西跑過外流。安徽江蘇外流人員入贛，只有從九江進入，這是唯一的一條水路。為了在源頭控制，有的省還在九江設了卡，如被攔住再讓船把你送回原地。那就慘了。因為這路費你就白花了，從安徽的北方到九江路費要八元左右，蕪湖到九江的船票就得一元多錢，那時的大米只幾分錢一斤，這一元多錢比現在一百元錢還難籌啊！
　　外流有外流的辦法。外省的人到江西來攔人，還是有點虛的。攔人的大叫：“你是安徽的吧，拿證明出來！”膽子小的，就被鎮住了，就上套了，就聽他的擺布了。膽子大一點的，不看你，不理你，挑著臟兮兮的棉被直奔招工的攤位而去。
　　“站住！”挑棉被的一邊小跑，一邊回答：“俺是來江西做工的，俺又不是壞人。”跑著答著就來到招工攤位面前。在江西的地盤上，在江西招工單位的攤前，外省的來攔人的人還能怎么樣呢？只好看著本省的外流人被人家招去。
　　招工的單位不寫收入，不寫住房，更沒有年薪、社保醫保之說。所有招工單位只有一項指標：口糧！
　　我清楚的記得，第一個攤位是廬山水泥廠，口糧45斤。
　　第二個攤位是柘林水電站，口糧48斤。
　　48斤，一袋子米啊，所有應招的都是一樣，泛綠泛黃甚至泛腫的臉上堆滿了憔悴，但無神的眼神卻充滿了活力。我的眼里何止是有了活力，簡直都發綠了。四十多斤大米，這比天堂還天堂啊！
　　可人家不要我。我骨瘦如柴，不到七十斤。
　　“小鬼，吃45斤是要挑大土，抬石頭的啊！”吃45斤可以，抬石頭肯定抬不動。無緣45斤糧食，我心中涼了半截。
　　我不停地看著找著攤位，幸好旁邊有個攤位是墾殖場。因為給的口糧不是很高，有點冷清。那兒的人說，小鬼，到我們這里來吧，放牛，放鴨子又好玩又輕快！你自己還可開荒種地收糧食。
　　口糧只有29斤。
　　29斤也不錯，也是準天堂了。我就到了墾殖場。墾殖場里就多了一個農工小少年，名叫郭傳義。
　　上個世界九十年代，大批的打工者涌向深圳、沿海，成為中國移民一道亮麗風景，成為改革開放的一大壯舉，歷史上必定要寫上這輝煌的一筆。再往前，有山東人闖關東；再往前，中原人進江西，入廣東、進福建，成了客家人。這些大移民，壯觀無比，浩瀚無比。而三年困難時期，外省人入贛，卻一直鮮有報道。雖然時間短，但規模大，四面八方這么大的面積濃縮地涌入江西，可能是創歷史的。這些大批的安徽、江蘇、河南等地的農民涌向江西，光是水路來的每天都有近千人！這還不計旱路涌入贛南放松油放鴨子種西瓜燒木炭的廣東人和福建人。而這三年中，尤以1960年最甚。
　　江西何嘗不困難！但江西卻以她特有的博大胸懷，一直敞開無比溫暖的懷抱，讓所有進入江西的人，無論你力量大小，哪怕你放牛，哪怕你栽菜，哪拍你只能掃地，也讓你能吃上米飯！
　　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特別是出來“外流”過的人，如論你現在過得如何好，對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難道你忘了么？
　　偏僻廣袤淮北大平原，這里有一千萬多萬農村人口。解放前，都說蚌埠好，好奇那里的繁華；大躍進時又向往淮南：“機器響電燈亮，都到八公山找對象。”而三年困難時期，男女老少無一不知道遠在南方的九江，這個小城市有多大，什么樣，說不出來，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遠在上海、南京之上。因為他有飯吃，就這一點足可以戰勝一切！外流人返家時帶回來的扎頭的方巾——那時太時髦了，是九江的；外流人帶回來的雨鞋，九江的；外流人帶來回的餅干，九江的……
　　江西有個九江，九江就是米缸，到了做飯時光，隔江都能聞到飯香。
　　……
　　四面八方的外流人，就是沖著這首順口溜而來的。可想而之，江西九江，在外省農民中的心目中，是個什么位置？
　　關于江西的情況，我在另一長篇報告文學《紅土情》中，說得比較清楚。這里提一下只不過強調說，我的起步只是一介為填肚子的外流人員，不像有的人那么鮮亮。是江西的紅土地養育了我這個安徽人，給了我知識和文化，江西的山山水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像這樣的過去，有人是不愿講的，怕說出來有失風光和體面，甚至有人連農村長大，當過農民，都回避不談。我不這樣認為，因為那個時候的風光不風光不是自己的能力可以改變的。
　　再把話說回來，到墾殖場當了農工，已經有工資了，盡管一個月只有13元錢，但省著點，買本書還是可以的。我記得我買的第一本書是在永修縣白搓鎮小商店，3分錢一本的《吐絲口》。這本小冊子大約萬把字，是從長篇小說《紅日》里節選的。雖然很短，但故事很完整。我看了很多遍，一次被省里下放勞動的干部看到，他告訴我這是小說。我從他那里和他認識的人那里借到《三家巷》——可惜看不太懂，又借到《烈火金鋼》——看得入迷了。小說，這回才在我心里扎下根來。
　　1963年，到了地質隊，條件好多了，工資也高多了，不僅可以買書，還可以經常看電影，還可以到駐地旁的大余縣樟斗鎢礦圖書館借書，看小說已經不困難了。我從安徽老家來江西，用現在的話說叫打工，一旦打到了工，就是正式工。剛到江西時，我計劃學會兩樣東西就要回安徽老家了，一個是拉二胡，一個是騎自行車，我在家里就可以在同年的伙伴們面前炫耀了。因為那時鄉干部才會騎自行車，鄉下戲班子的人才會拉琴。我有位遠房堂兄，可能得過天花，琴拉得并不好，粗粗的黑黑的手指在弦上吃力地挪動著，可村里來看的人，圍了一層又一層，至今讓我記憶猶新。后來這兩樣我都學會了，水平也還可以，特別是二胡，每天保證練琴兩個小時以上，全拉五線譜，不是因為文革，還想報考上海音樂學院呢。還是在我讀了小說后，我才知道我開初的想法是何等的淺薄和無知。
　　在地質隊我開始干的是山地工，工作證我現在還珍藏著。如今地質隊的年輕人對這個工種已十分陌生了。山地工就是到山上挖溝——根據技術員的布置挖槽子，也叫槽探工，一直要挖到基巖，大都在二三米深。一天定額四個立方，有大石頭，還有大樹根，難挖。工作雖苦，但我卻喜歡看書。我只上過小學，有一位江西地質學院的下放學生叫劉興洪，看我學習心切，就把他女朋友的從初中到高中的語文課本給我。雖然我如饑似渴地學，有很多根本看不懂。笨人有笨辦法，懂不懂我都背下來。晚上看，白天背，我常常帶著課本挖槽子，帶著《唐詩一百首》挖槽子，把書攤在土上，用石頭壓著，挖累了就背一遍。買了一本新華字典，這是我唯一的老師。后來我專門寫了篇文章稱字典是我的《不老的恩師》。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背多了，慢慢地自己也會理解一點了。別人打牌，我背書，別人逛墟我練字。這位把我引上學習之路劉興洪先生，他只比我大幾歲，我終身也忘不了他。
　　在地質隊，我送過飯，打過淺井，搞過民窿清理，當過安裝工、鉆工、汽車修理工——現在的地質隊員們可能不知有些工種為何物了。但不論變換什么工種，我“熟讀唐詩三百首”的激情和追求從未改變。
　　基本功是在不知不覺中打下的，開始小組長讓我寫工作總結，后來分隊領導讓我編黑板報，寫先進人物的演講稿。也許這方面我還有一點小“才”，大隊領導又讓我為文藝宣傳隊寫演唱材料、小劇本。
　　奇怪，總感到自己在進步。
　　文革剛結束，我的第一篇小說《婚禮》，在《江西日報》發表，這是《江西日報》有史以來以整板的篇幅發表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那時我正在湖南衡陽參加國家地質總局舉辦的柴油機學習班，得到這個消息，我高興得簡直要瘋了！
　　接著又有一些小說發表，是這些小說讓我從一名汽車修理工變成了一家內部報紙的編輯和記者。
　　1981年，我調到了南昌，正兒八經地從事了文字工作。后來轉了干，入了黨，通過不斷的考試，拿到了自考本科文憑，再調任《中國地質礦產報》和《中國國土資源報》記者，再后來又不斷地得到任用，包括職稱和職務。
　　一路走來，一路奮斗；一路奮斗，一路快樂；一路快樂，一路好人！
　　盡管我努力，盡管環境和條件越來越好，但畢竟先天不足，雖然后天不失調，可我對有恩于我的紅土地的回報是有限的，對幫助我的好人回報是有限的。
　　我很不安。但我沒有忘記自己。無論在盛大的宴會上還是在人頭攢動的體育場，無論在海南的三亞還是在漠河的北極村，無論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還是在美國紐約的華爾街，我都告誡自己：你曾是一名小農工。
　　以此為序。
　　　　　　　　　　　　　　　　　
　　順便補充兩句題外話，這里收集的大都是省級以上報刊公開發表過的文學作品，現在看來，不乏粗淺疏漏。只所以選成個集子，只圖在閑時偶爾翻翻方便一點而已。
　　　　　　　　　　　　　　　　　
　　　　　　　　　　　　　　　　　
　　作者簡介：郭傳義，安徽省潁上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任記者。第一學歷，小學。后參加自考，獲本科文憑。14歲參加工作。在墾殖場，放過牛、種過菜；當地質隊員，挖槽、打鉆、修汽車；到新聞單位，任編輯、記者、記者站站長。1978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在全國省級以上報刊公開發表中篇小說6部，短篇小說60余篇，散文120余篇。長篇紀實文學《明月出天山》由民族出版社；《華夏筆都》由新華出版社出版；《幕阜長歌》（合著）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兩次獲由中國作家協會和國土資源部頒發的寶石文學獎。此外，連續9年獲優秀記者稱號；新聞作品曾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頒發的新聞一等獎。

奮進人生秀美壯麗的華章
——讀郭傳義文集《黃金系列》
郭友釗

　　初識郭傳義，那是在2001年的春天，黃世英先生組織大型報告文學《地質之歌》叢書創作出版項目之時。我稱郭傳義為“老師”，因為他比我年長，還是國土資源報社駐江西記者站的站長，是位“老筆桿子”。不久，我覺得稱之“老師”還不夠，就叫他“郭大俠”，原因是我對郭傳義有進一步的了解：如1978年，我國剛吹起改革開放的春風之際，郭傳義就張開了風帆，首秀他的處女作——地質小說《婚禮》，并讓《江西日報》一改舊制，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刊出，隨之還配發了評論“要敢于沖破這個‘禁區’”；這篇小說，比當時盛行的“朦朧詩”等文體更熱烈、更直接地號召人們要沖破禁錮、要解放思想，郭傳義成了一線的“先鋒小說家”；再如1984年郭傳義創作地質小說“淙淙清泉水”，《丑小鴨》在頭題發表，引起劉紹棠老先生的興趣，并為之作評，題目就是“一篇內秀的小說”……。在《地質之歌》叢書創作之際，黃世英先生囑我要向郭大俠學習，如采訪、如構思等方面的技巧。于是，我一步步觀摩郭傳義創作《明月出天山》，自己完成了《走向海洋》。
　　《地質之歌》叢書出版之后，與郭傳義有了更多的接觸，先是參加國土資源報社組織的武夷山筆會，共登黃崗山，他寫“一腳踏兩省”，感嘆地理文化；繼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組織創作《先行頌》，他寫“尋找大慶”，感嘆我國能源工業的快速發展；創作《為祖國尋找寶藏》，他寫“大臺溝捷報”，感嘆我國鋼鐵工業受制與人的困境與新發現所帶來的希望；創作《一級響應》，他寫“十萬大山，十萬火急”——這篇十萬火急的文章，最見“郭大俠”的俠氣：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映秀大地震，山河破碎，國土資源部隨即組織地質專家深入震區排查地質災害，國土資源作家協會立即跟進，招募作家，郭傳義得知后，就申請成為“戰地記者”，任人怎么勸說，都不改志愿，最終成為深入震區年紀最大的作家，穿短褲、短袖登越白雪皚皚的夾金山、夢畢山，坐拖拉機、越野車奔走在頭頂飛石、輪下塌方的茂縣、汶川縣，車被落石擊中，險些“舍生取義”了。
　　郭傳義沒能“舍生取義”，而是平平安安地退了休。退了休的郭傳義告訴我，雖然已有《明月出天山》、《華夏筆都》以及《幕阜長歌》（合著）等出版，但他還想出版一本書。我說，郭傳義你都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了，自籌出版文集有何意義？之后，便沒有什么關于他出書的消息。
　　2012年某月某日忽然收到了郭傳義寄來的文集《黃金系列》，細細悅讀，卻讓我重新認識郭傳義——文如其人，再次印證了郭傳義就是名副其實的“郭大俠”：自序“一路快樂，一路好人”，回顧少俠14歲時“下江”，從安徽潁上“外流”到江西九江，當上了墾殖場的“小農工”，接著成了地質隊的“槽探工”，有了口飯吃，有了余下錢就買了他自己喜歡的書，《新華字典》成了他“不老的恩師”，一部翻爛了，再買一部，一直用了四部，每一部每一頁不是留下紅泥、油污，便是汗跡、血漬，由此，一篇篇手寫的文章變成了鉛字，一年年的工作有了新的變化，從宣傳干事變成了專業編輯，從記者當上作家，而且是參與開拓一個改革開放時代、一個地質工作題材的有影響的作家！
　　《黃金系列》分“黃金系列”、“山水”、“山道”、“山韻”4輯，其中每一篇文章，在我看來都是郭傳義的自傳，反映的是郭傳義自我“點石成金”、“累土至山”、“涓滴成河”地成為“郭大俠”的成長歷史，是可讓許多有志者范的水、模的山。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