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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半個月時間（3月20日—4月5日），讀完了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帶燈》。掩卷沉思后醒悟過來：原來作家寫的就是“我”。

當然，“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帶燈是帶燈，“我”是“我”。“我”是不可能進入賈平凹的視野，不能像帶燈那樣可以接二連三地給賈平凹發短信。試想，“我”，一個凡夫俗子，賈平凹那么一個偉大的作家，怎么可能想到“我”呢？想不到“我”，又怎么會把“我”作為主人公寫進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里呢？如果真的那樣，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帶燈有“我”的影子。只不過，帶燈是個女的，我是個男的；帶燈是陜西秦嶺地區的一個叫“櫻鎮”的鎮政府干部；而“我”則是曾在湖南湘西地區四個鄉鎮當過鄉鎮干部；“我”到北京接過訪，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這一點帶燈不及我，她只在縣城接過訪，對“我”來說到縣城接訪，那是家常便飯。

這部“忙了3年，寫了3稿”，被稱為“賈平凹最瑰麗憂傷的小說”現實感極強，反映的“是關于中國農村的，更是當下農村發生著的人事”（《帶燈》后記），從一個中國鄉鎮的角度描寫了鄉鎮政府日常工作的繁雜和瑣碎：上訪、救災、選舉、計劃生育……勾勒的是復雜的鄉土社會中農村不同階層的群體樣態：有老弱病殘、孤兒寡婦的貧困群體；有蠻橫霸道、欺壓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訪者。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作家塑造了帶燈這樣一個人物。

帶燈是個大學生，被分到櫻鎮，當了鎮綜治辦主任，“綜治辦”這個看上去沒啥色彩的機構，恰恰是各種社會矛盾交集的所在，尤其是在基層，“位卑、權輕、責重”，主要負責處理鄉村所有的糾紛和上訪事件，每天面對的都是農民的雞毛蒜皮和糾纏麻煩，處于矛盾和責任的第一線，而最后為鄉鎮的綜合治理竭盡全力，卻事與愿違，終至于落下辛酸的結局。帶燈所列出的矛盾糾紛基本覆蓋農村的問題，很細很具體：林地糾紛、宅基地被僅占、土地承包權屬糾紛、修建村組道路補償、退耕還林款的發放、村集體未給村民補償款、災后生活困難戶補助、村賬目不清、村長多占宅基、村長生活作風發生糾紛、修路拆遷補償、耕牛被盜、婦女兒童被拐賣、鎮部門集體占村民土地、救災款發放不公、村民之間出路糾紛、打架賠償等等。帶燈每天面對的能稱得上是人物的太多了：上訪名人王后生，老村長元老海，元老海的族人元黑眼五兄弟，另有張膏藥，王隨風，朱召財，孔憲仁，尚建安、楊二貓、張正民、曹老八、馬連翹、馬副鎮長，書記、鎮長、白仁寶、陳大夫、“24個老伙計”、“13戶患病家人”、竹子，還有換布、拉布、喬虎……人過一百，形形色色。帶燈要做“綜合治理”這些雜七雜八的工作，和這么多人打交道，是何等的艱辛？快樂并痛苦著？

事非經過不知難。當年，“我”因得罪了單位領導，先是下崗、打工、擺攤，后下鄉，當了14年的“對上頂不住，對下壓不住”鄉鎮干部，名義上是黨委委員和黨委副書記，然而從事和分管的則是綜治工作。“我”和帶燈一樣，“我”“主要負責處理鄉村所有的糾紛和上訪事件，每天面對的都是農民的雞毛蒜皮和糾纏麻煩”。“我”在鄉鎮14年，經歷了由“催糧催款刮宮流產”，到到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維護社會穩定的轉移；14年里，“我”調解和處理了大大小小各類糾紛不下400起，其中突發性群眾性事件30多起，這30多起中，有100多移民到省城集體上訪的，有交通事故死人的，有無業社會青年群毆用槍打死人的，有抗旱爭水打死人的……當然，更多的是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如爭山林地界，贍養老人糾紛、征地糾紛，婆媳矛盾、鄰里糾葛等，甚至有因口角而引起的糾紛；有的糾紛還牽扯到鄉鎮書記和鄉鎮長、甚至縣里領導，處理起來非常棘手。于是，“我”和帶燈一樣，常常置身在錯綜復雜的漩渦中。農村的瑣事讓“我”心煩又讓“我”同情，“我”和帶燈一樣，在矛盾中完成著自己鄉鎮干部的職責，“我”既不愿意傷害老百姓，又要維護農村基層社會的穩定。但是，“我”和帶燈一樣，以一顆執著的心，從事自己的工作。有一次，處理一起交通死人事故，從發生車禍起，到死者上山安葬，“我”四天三夜沒有合眼，“鐵人王進喜”恐怕都做不到吧？還有一次，記得是2002年6月，在五里坡發生了一起2死3傷的交通事故，“我”乘車去鄉政府剛好路過，就和幾個人下到坎下抬人，后來交警趕到時，又與交警一起抬人，“我”的皮鞋、衣服全爛了……年底，召開見義勇為表彰大會時，竟然沒有“我”；事后，“我”問縣政法委的一個熟人，他說，曾和你們鄉黨委聯系過，說沒有那回事。

這里，要弄明何謂“綜合治理”？“綜合治理”這個詞常被人掛在嘴上，但不是人人都明白其中的“意識”的。所謂“綜合治理”，諸如治安沖突、突發事件、鄰里糾紛、上訪、計劃生育……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就是這些年基層最難弄的“維穩”工作。有了綜合治理，當然就有了“綜治辦”；那么，“綜治辦”又是怎么回事？帶燈對竹子解釋綜治辦的由來說：“人貧困了容易兇殘，使強用狠，鋌而走險，村寨干部又多作風霸道，中飽私囊；再加上民間積怨深厚，調解處理不當或者不及時，上訪自然就越來越多。既然社會問題就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往下落灰塵，政府又極力強調社會穩定，這才有了綜治辦。”“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于泰山”。日他娘！這就是“我”在鄉鎮14年的工作責任和壓力。

這是一部充滿隱喻的作品，講的是一個悲劇故事。帶燈原名叫“螢”，即螢火蟲，像帶著一盞燈在黑夜中巡行，這個名字顯示了帶燈的命運，拼命地燒熱和照亮，卻命理注定微弱無力，終歸塵土。小說以悲劇結尾收場，帶燈因“元家兄弟和拉布兄弟”惡斗而引發的“死亡1人、致殘5人、傷及3人，為15年來全縣特大惡性暴力事件”，顧全大局，代人受過，被行政降兩級處分，并因在事發現場制止沖突被“打”成腦震蕩，導致精神分裂得了夜游癥，遭遇了沉重的身體創傷和精神挫傷雙重打擊，讓“我”深表同情：一個柔弱的小女子，如螢火蟲般飛到櫻鎮，她要在黑夜里給自己帶來一盞燈，也想點亮一絲希望，結果她失敗了，她已經氣若游絲，但她的精神卻是熠熠閃光，至少她曾經閃亮過，發出過正能量的光。“我”想：沒有“我”這樣經歷的人，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感情的。

是的，“帶燈的痛苦是無法救贖的，她是現世中的螢火蟲，帶著一盞燈在黑夜中巡行”。那么，“我”呢？由此“我”想到“我”自己，結局和帶燈一樣，在鄉鎮幸幸苦苦14年，做牛做馬14年，埋頭苦干14年，任勞任怨14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留在了鄉鎮。2001年7、8月，鄉鎮面臨領導班子調整，于是，當時我工作的那個鄉，班子成員中除了“我”留在鄉政府外，其他他人都進城找關系，謀得謀位置，謀得謀進城；那個夏天連續干旱，村民們動不動就到鄉政府鬧事，“我”只好帶他們到處找水源，協調糾紛，連續2個月沒有回家……然而到了9月份，其他人升的升職，進的進城，“我”卻原地踏步踏，這就印證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光跑不送，進城調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民謠。14年，“我”得到了什么？付出了卻得不到回報，這是不是社會最大的悲哀？“我”不敢說。不過，我比帶燈幸運，14年里“我”沒有被處分，但卻得了“副科病”，“副科病”至今未治好，真是有苦難言啊。有一次，我遇到已經調到州直某個部門的原縣委副書記，他問我現在在哪個部門工作？我說在縣紀委；他說：你，我是了解的，你這人清廉、正直、原則性強，寫得、講得、做得，適合在紀委工作。當時，他處于縣委權力核心，掌管著干部任用、升遷、調動的命運。如今聽他這么一說，我才明白，這么多年來“我”為什么“混”得不好？也許，組織上早就對“我”的蓋棺定論了。這樣看來，“我”的結局和帶燈難道不是一樣嗎？真是讓人難以釋懷啊！在時下這個政治生態環境中，與“我”和“帶燈”一樣的“好干部”，是得不到好下場的，沒有讓你背鋪蓋回家，就是對你最好的肯定。但是，反過來再說，像“我”和“帶燈”這樣的“好干部”，“就是江山社稷之脊梁，就是民族之精英”（《帶燈》后記）。

當然，帶燈也有比“我”幸福的地方。帶燈受到委屈后，陳大夫、張膏藥的兒媳、李存存、李慧芹、陳艾娃、“二十四老伙計”、“十三戶患病家人”，合伙做攬飯安慰帶燈和竹子，那場面讓“我”熱淚盈眶。而我呢，當年離開鄉鎮時，卻沒有一個人相送，獨自一人乘班車回家，那心酸的眼淚撒了一路，打濕了路兩邊的山林；風起后，樹葉上的淚珠紛紛落下，仿佛下了一場淚雨。人之間的感情竟然如此冷漠？！看來，陜西秦嶺地區比湖南湘西地區的民風要淳樸的多，這不得不讓“我”這個當過14年鄉鎮干部的羨慕啊。都說湖南湘西地區民風淳樸，那是自吹，自己吹自己，又有什么意思呢？

帶燈，如蠟焰般微弱，溫暖，無力，悲情。如果一個讀者能在作家的作品虛構的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能“對號入座”，那么，無疑這部作品就是成功的。作家最怕讀者“對號入座”，怕引火燒身；而讀者卻最喜歡“對號入座”，尋找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同作家一起“我為人民鼓與呼”。無論那些批評家如何看待這部作品，但是讀者自有自己心目的“比之”，“讀者是最好的批評家”，讀者絕不會盲目地跟著批評家的屁股后面轉圈圈，不會被批評家不花一分錢地白日一番，作品的好差，讀者自有評論，不用批評家在那里指三道四，把讀者當成腦殘兒。“我”在《帶燈》中找到“我”的影子，“我”敢肯定地說：《帶燈》寫的就是“我”！讀得“我”眼淚水都滾出來了！于是，在“我”看來，《帶燈》是一部好作品，給當今文壇帶來了驚喜，以生活的細處定格了眾生的苦難，盡管有批評家質疑，但正如作者在答記者問時說的那樣：“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表面上看著很淡，其實里面包含的東西很多”。能夠引起讀者共鳴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因此“我”要給良知尚存的讀者推薦，讀讀《帶燈》吧，一本小說不能改變什么，正如不斷在現實與理想中間掙扎的帶燈一樣，什么也改變不了，但還是存著心中的那份光明一路前行；“或許或許，我突然想，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寫在《帶燈》扉頁）。

作家應該是一個有悲劇情結的人。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有誰關心、尊重和同情，并如此動情地寫過鄉鎮干部的困境和命運的？除了賈平凹外，“我”敢說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了。在鄉土文學這一塊，賈平凹是大家。時下，有的所謂“大家”玩得不過是文字游戲，盡管得過這樣的大獎、那樣的大獎，如什么“茅盾文學獎”啊，“魯迅文學獎”啊、“老舍文學獎“啊……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有的是賄賂評委得的獎，有的甚至是“槍手”的作品。因此，曾當過14年鄉鎮干部的“我”，并不看好當代文學。如此，當下文學“繁榮”景象并不被人看好，也就不足為怪了。可是，有的“大家”不服氣，說什么“文學在中國太賤，它太不值錢”，這不是放狗屁嗎？不服氣？那就寫部像《帶燈》這樣接地氣的作品。當然這是讀《帶燈》后的題外話，不足掛齒。不過，作為作家，誰關注、尊重和同情如鄉鎮干部這樣的社會底層民眾，并將他們的酸甜苦辣寫進自己的作品，誰就會“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杜甫、白居易、鄭板橋是如此，雨果也是如此，路遙更是如此……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