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國城鎮化率已過半，從外在形態看，城鄉差距越來越小，但城鄉居民的精神層面又經歷了怎樣的蛻變？文學將如何對里下河這一地理空間的建構發生影響？10月14、15日，在江蘇泰州召開了以“城鄉表達的現實與未來”為主題的第四屆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專家一起探討了這個問題。

里下河文學流派沿襲了汪曾祺代表的詩化浪漫鄉土傳統，同時又生發出實驗性、先鋒性等多元風格，更難得的是，它體現出一種均衡、持續的生長性，一是各個文學品類齊頭并進，二是作家代際間不斷傳承創新，三是除了有汪曾祺、曹文軒、畢飛宇等大大小小的“高峰”，更有一片遼闊的“高原”，僅是里下河腹地興化，就活躍著一批創作大軍，他們不是專職作家，而是把寫作當成一種“日常”，這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區別于其他文學群體的一個重要標志。但目前對這些草根作者的研究還較少。本文以“興化國土文學現象”為切入口，談談國土作者筆下的里下河。

興化自古文風昌盛，前有施耐庵、鄭板橋、劉熙載，今有劉仁前、畢飛宇、龐余亮、王干等一批知名作家、批評家。這里的國土人，也汲取水土靈秀，涌現出楊玉貴、徐興旗、華玉紅、成鳳嵐、陸宏明、周春山、周劍杰等一批文學守望者。這些名字也許還不夠響亮，但每一個的創作都足夠真誠。這些年，他們在國土報、國土作協、江蘇作協及泰州文聯的大力支持下，不斷成長、進步著。

興化國土人的創作更“接地氣”。他們大多出生于鄉村，工作后即使進了城，也因工作需要，視線和腳步從未離開過這片土地。從作品內容看，多涉及鄉村的土地、河流、老屋等，體現出“回望家園”的精神特質。如昌榮國土資源所楊玉貴的詩歌直接以《給土地寫首詩》《在土地上銘文》《蘇北里下河》《裸土》《我是農民》等入題。楊玉貴是中國國土資源作協會員，也是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出版詩集《生活的路上》《聆聽土地》，散文集《在自己的夢中行走》，詩歌也被收入今年出版的《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叢書（詩歌卷）》。興化市國土局徐興旗的散文熱衷于寫節氣、農具等，如《草杈在鄉村游走》《一只笆斗能扛多久》《小滿》《雨水》等，擅以微小之物下筆，用細膩的感情和文字勾勒出淡淡鄉愁，正如他在《帶著老屋進城》中所言：“村子遠遠地在后退，黑狗急速地穿行村巷中，朝我奔來，老屋隱在村子里蹲著，而我的農具，我成家時栽下的那棵老楝樹，它們留在了村里，留在了老屋。我不能帶走它們，正如它們不能將我挽留。”

這些國土作者，是里下河文學的深情守望者。對他們來說，寫作不是飯碗，不是任務，而是來自內心的需要，選擇的文體也多以小巧的散文、詩歌為主，因為少了一份功利心，為文也更灑脫、淡然。興化市國土局的華玉紅是這方面代表。她以女性的視角悠然記錄著工作和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不刻意，也不過分用力，《心靈的村莊》《采薺菜去》《秋蟲難覓》等文章如里下河的水一般，不洶涌，也不浩大，但寧靜、舒緩、溫潤。今年，作為興化“荷花池”女性文叢之一，出版了她的散文集《閑品咖啡漫生花》。

“興化國土文學”之所以成為一種現象，還在于濃厚的地方文化氛圍，在于國土文學土壤的日益豐沃。早在7年前，興化市國土局就出臺了報刊用稿獎勵辦法，規定國土題材的文藝稿件與新聞通訊一樣獎勵，雖然其間領導換了幾屆，但這項制度一直延續了下來。崇文尚雅，已經像空氣一樣，滲透到國土行業，滲透到每個個體，成為一種文化基因，代代承襲。這是國土文學，也是里下河文學寶貴的資源。

說到城鄉文學表達，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出了積極探索，畢飛宇從《平原》寫到《推拿》，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他們的視線從鄉土中國，進一步轉向當下的城鎮化進程，試圖用文字彌合城鄉之間的割裂，并走向新的融合。在這方面，國土作家也大有可為。與一些長期逃離鄉村的作家相比，他們恰恰在“在鄉”與“離鄉”之間保持了合適的現實經驗、審美距離，同時還多了一個國土管理的專業視角，因此，書寫也更有可能深入城鄉巨變的內在肌理，改變一些作者對鄉村的“情感綁架”和嚴重誤讀，如春節期間的一些返鄉筆記。

因工作的緣故，國土作家幾乎每天都在和鄉村、和城市打交道，他們每天都在直面人們的喜樂、困惑和苦惱，也在直接參與著那些深刻的變革，如新出現的不動產統一登記，農村土地制度三項改革……說到底，中國歷來的改革，都與土地密切相關，而作為這場改革的參與者、推動者，也是見證者、書寫者，國土作者除了回望、守望，更可以從“展望”上著力，從既是農民又是土地管理者，同時又是作家的獨特身份和視角，表達人與土地、與時代、社會的種種關系，不僅展現社會轉型期城鄉生活的“常”與“變”，還應指向社會倫理、生存狀態等深層文化哲學命題；不僅展示蛻變中人們經歷的陣痛，還要傳達其中釋放出的人性光輝與拯救，表達質樸生活中悠然生出的韌性與詩性。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河，它發源于遠處，蜿蜒于大地。里下河不只有一條河，每一個默默為之歌唱的大地之子，都是一朵動人的浪花。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