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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那一年，我和曉嵐12歲，在城關小學上四年級。

    曉嵐是我小學最好的朋友，她們家就住在學校對面的河坡上，她的父母都是銀行職員，母親在城關，父親卻因成份問題在鄉下接受勞動改造。雖然，我到現在也沒搞清楚，她有五個或者更多的哥哥姐姐，也沒弄明白，她的哥哥姐姐為什么隨父姓，而她和她妹妹卻跟隨母姓，但這絲毫也不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每天上學，我就從我家住的東正街，穿過一個菜市場來到小南門，在一個甬長的大雜院里叫上曉嵐，然后，從大雜院的側門溜下河坡，跳過一尺來寬的南門河，就來到了學校。

    那時候，學校經常開展憶苦思甜活動，請苦大仇深的大伯大媽對我們進行革命教育，讓我們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直到現在，一想到憶苦飯的糠菜團子，我的喉嚨就感到難受。那一次，學校請來了馬大爺，馬大爺是街道上的更夫，可以說，我們這些學生，都是聽著他的更聲長大的孩子，每天晚上，特別是寒冷的冬天，都能聽到他的銅鑼聲和喊更聲：“哐——，天干物燥，各家各戶，小心火燭！”

    那一次，馬大爺講得動情，我們聽得認真，當馬大爺講到，他的兒子病重，家里又窮得揭不開鍋，為救兒子的命，只得將兩個女兒賣給有錢人家做童養媳時，我們的小臉蛋上都掛滿了淚水，馬大爺接著說：“萬惡的舊社會，逼得我們窮人妻離子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建立了新中國，讓我們窮人過上了好日子，讓我的兒子能背著書包去上學，可是，59年鬧饑荒，可憐我的兒子，竟被活活地餓死，我的兒呀……”

    臺上的馬大爺泣不成聲，臺下的我們卻一片愕然，這時，黃校長（女）走上臺，扶起趴在講臺上哭泣的馬大爺說：“大爺，您講累了，下臺休息吧。”馬大爺抹一把鼻涕，哭號著說：“苦啊，我的苦還沒有訴完呀——”另有兩位老師上臺，將馬大爺架著扶下了講臺。

    會后，黃校長布置任務，每人寫一篇心得體會，寫得好的，由班主任推薦，貼在學校的宣傳欄中。

    很多時候，幸與不幸，僅一字之差。很榮幸，我的作文被班主任推薦到了黃校長那里，很不幸，黃校長閱讀了我的作文之后，將我和班主任“請”到了她的辦公室。

    她把我的作業本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在大紅鋼筆醒目的提示下，我和班主任同時發現，我竟將“萬惡的舊社會，逼得窮苦人家賣兒賣女”寫成了“買兒買女”。黃校長嚴厲地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錯誤，這是思想問題，階級立場問題，你在替誰造謠生事，你在為誰歌功頌德？”班主任在一旁替我辯解：“她只是一個學生，將‘賣’與‘買’混淆寫錯，作為老師，我有更大責任。”班主任的辯解，讓黃校長更加生氣，她指著我姓名中的“君”字說：“你看看，你看看，批林批孔批到如今，竟然還用這個‘君’，這不是封建思潮的苗頭是什么？這不是思想意識問題是什么？”說著說著，就用她的簽字筆，在“君”字上畫上一個大大的×，然后，在旁邊鏗鏘有力地寫下一個大紅的“軍”字。

    “你，還有你，回去好好反省，觸及靈魂深刻地反省，明天，寫一份檢討送上來，態度要誠懇！”臨出門之前，黃校長對我和班主任嚴厲地說道。

    走出校長辦公室，一抬頭，就看見曉嵐和幾位要好的女生正在操場上等我，班主任將我交給曉嵐，臨走時還輕拍一下我的肩膀。她們迅速地圍著我，焦急地詢問完事情的經過之后，便嘰嘰咋咋議論開了，有人說：“不就是一個錯別字嘛，改了不就完了，為什么還要寫檢討？”還有人說：“我們和老師是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她如果讓你寫檢討，你就寫她的大字報，反對師道尊嚴。”曉嵐擔心地說：“黃校長最厲害了，明天，會開你的批斗會嗎？”我有些后怕，想尋找堅強有力的后盾，于是，想到了遠在農場當黨委書記的父親，我強壯著膽子說：“不怕，我要向黃帥學習，同修正主義思潮作斗爭，做革命的小闖將，不做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小綿羊，我決定罷課，去農場找我爸爸，他是黨委書記，一定會支持我的革命行動。”一聽說罷課去農場，她們幾個都興奮得跳起來。我們將各自身上的錢湊在一塊兒，總共六毛錢，只夠買兩張火車票，我們決定留三毛錢備用，只買一張票，其他的人逃票。臨上車前，兩位女生害怕父母責罵，最終還是回家了，只有曉嵐，堅定地跟我在一起，坐上了去農場的火車。

    其實，去農場的路我也不熟，我從沒有單獨去過，只是每年的暑假，父親派人將我和弟弟帶去農場，我依稀記得，下了火車之后，就坐機動船，下船之后，再步行半里路，就可以到農場了。

    那一天，我們下車之后坐上船，已是中午一點鐘，兜里只剩下一毛錢了，想到船一靠岸就可以見到父親，就可以得到他的有力支持，我們信心百倍，強忍饑渴緊緊地攢著那一毛錢。沒過多久，船靠岸了，我拉著曉嵐的手飛快地跑下船，朝著農場的方向一路小跑，可是，跑了好久，也沒有見到農場附近的那片樹林，路上遇到一位大伯，向他打聽才知道，我們提前兩站下了船，現在，只有再步行八里路才能到農場。

    秋天的田野一片生機，兩位革命小將卻再也無力欣賞，等到到了農場找到父親，已是暮色時分，饑腸轆轆疲憊不堪的我們，狼吞虎咽吃完父親從食堂打來的飯菜，來不及說上半句話，便倒在父親的床上呼呼地睡著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父親就叫醒了我們，一人手里塞一塊大燒餅，便將我們扔到了進城去的大卡車上，想到此行的目的，我站在車上焦急的喊著“爸爸——，爸爸——”，可父親只對我揮揮手，大聲地說：“回家，上學，跟老師作檢討。”行駛的卡車騰起一片塵土，透過厚厚的灰塵，我對著父親站立的方向大聲地喊道：“走資派，打倒走資派——”

    …………

    時光飛逝，轉眼幾近四十年，我不記得當年回到學校是否寫過檢討，只記得多年前再次遇到黃校長，歲月的風霜已洗盡她臉上的威嚴，刀刻般的皺紋，將她裝扮成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太太，我恭敬地叫她：“黃校長好！”她早已忘記了我是誰，更不會追究我名字中的“君”或“軍”，她瞇縫著眼睛，笑吟吟地回答我：“同學好——”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