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關學精神，關照當下人生
       ——讀史飛翔先生《關學與陜西書院》一書

                          楊廣虎

   朋友史飛翔和我相交二十多年，一直專注學者型散文的研究和創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績；近年來，又轉型到“關學”以及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深入研究，并付之實踐，創辦了“太一書院”，撰文演講，組織活動，為恢復書院傳統、重振關學精神，關照當下人生，傳遞社會正能量，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其精神令人贊嘆。

   “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因為無論申顏、侯可，還是張載，都是關中人，“關學”中弟子也多為關中人，故稱之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于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我出生西府寶雞鄉村，有名的“橫渠書院”離我家不遠；我覺得深受周秦禮制文化影響，從小或多或少、潛移默化也接受著“關學”，可惜張載卒后，“關學”式微。

飛翔歷時二年多，嘔心瀝血、親力親為，以“鸚鵡救火”的精神，飛蛾投火般投入到對“關學與陜西書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認真的看了這本書，對“關學與陜西書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飛翔的這本書起碼有以下貢獻：

一、比較系統地對“關學、陜西書院以及關學與陜西書院的關系”做了認真梳理和深入研究。全書分為關學概論、書院概論、陜西書院、關學與陜西書院的互動四大部分以及相關附錄。簡潔明了，讓人一看就懂，可以說這次認真地梳理，對“關學”的普及以及“陜西書院”的發展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關學”是一門學問，需要系統地研究，許多人只知道“關學”或者一提到張載就覺得他就是“關學”，缺乏比較全面的了解，飛翔從關學的概念、源流以及代表人物及著述等方面做了認真梳理，條理分明、繁簡得當。同時，他為了讓大家對陜西書院有一個比較完整、深入的了解，專門寫了一章“書院概論”，最后就“關學與陜西書院”互動關系，作者做了深刻的論斷：“關學為書院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書院使得關學的以更好地傳播，兩者相得益彰，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相輔相成，互為因果。”

二、創新的提出了自己對“關學概念”的理解。“關學”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指關中地區的額學問，即通常說的關中學派；狹義指北宋時期由張載創立的以張載為代表的理學學派。飛翔認為，前者失之寬泛，后者過于狹隘。他把“關學”往前伸了一點，往下拉了一點，認為，“關學”是指北宋哲學家、理學家張載創立、由其弟子繼承和弘揚，歷經宋、元、明、清延續至今，仍有一定影響的關中理學學派。我看過一些“關學”的書，包括《二曲集》，深深地認識到，“關學”博大精深，余脈不斷，毋君置疑，張載是“關學”的創始人和領袖，但不是“關學”的全部。“關學”，作為一個哲學術語，是指以北宋張載為代表的哲學流派。作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張載的“關學”與濂、洛之學并駕齊驅，自成體系，影響深遠，它的誕生標志著“西北學術文化由經驗、制度、民俗層次升華為理論哲學層面。”他的弟子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范育等，直到近代我知道的牛兆濂、蔣古庵等，對“關學”的豐富和發展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當然，飛翔對當代書院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辦學的口號就是“復興關學精神，關照當下人生”。我同意他的觀點，書院不是簡單地國學復古，不是禮儀表演，不是喝茶論道，要把它落地生根，演變成為有溫度、有生命的學問，不能急于求成，變成知識的“儲存器”或者人才市場上的“犧牲品。”

三、積極探索“關學”以及“陜西書院”對陜西人精神的塑造和當下生活的現實意義。《關學與陜西書院》作為陜西書院的集大成之作，以地方志為依托，對陜西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書院進行了一一梳理，對當下新興的現代書院也進行了認真分析，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作者總結出陜西書院的文化傳統，陜西書院與關學的互動關系以及陜西書院和關學對陜西人精神的塑造。盡管它是一本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探索意義的書，但對當下生活也有一定意義。張載窮究儒家經典，冥搜旁求，細讀《中庸》，探訪釋老，求諸《六經》，苦心力索數十載，最終了悟儒、釋、道互補真諦，以儒為本，取舍揚棄，逐漸形成了自己崇“實”尚信，經世治國的民本主義學說體系，后人繼續研究、弘揚。因“關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對其以后的哲學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張載的人生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及哲學四句教：“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民胞物與”的“大同”和諧世界，這些論斷，得到了海內外學人的認可。英國的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高度評價了張載的“宇宙論學說”，并引用了張載的《西銘》中的一段話：“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以肯定新儒家“任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的合理性。“關學”千百年來受到世界的關注和弘揚。“陜西書院”也不例外，雖然人們對它的認識不足，但書院體現了書院大師們治學態度上刻苦、嚴謹；在治學目標上求實、創新；在治學風格上兼收并蓄,博采眾長；在治學方法上注重讀書、勤集資料，當然也需要正常的爭鳴，這些優良的傳統需要我們繼承。西學東漸，直至今日，填鴨式的知識教學、速成班的應試教育，面對這些，我們無可奈何；我覺得書院是一種很好的補充，特別對人的修養提高有很好的裨益。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在書院這種安靜的文化氛圍中實現自我修復，我經常去“關中書院”閑轉，就是為了感受哪里較好的“文化生態”。孟森嘗言：“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胡適也說過，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于今日了。我們要對“書院”一個中肯的評判，重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結合當下社會，不斷弘揚發展。 可以說，“關學”以及“陜西書院”是“陜西的文化名片”，它對陜西人精神的塑造、人格的塑造、建立文化自信、提高人文素質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深知，一本書不可能包羅萬象，成為材料的堆積物；也不可能只有干條，沒有血肉。《關學與陜西書院》飛翔一次人生的探索和實踐。對于一個不是科班出身、沒有經過專業系統學習和培訓的寫作者，形象思維有時難免大于理性思維。我想這不應成為苛責的口實。我個人一向不反對學術的嚴謹，但我更喜歡鮮活的、有生命力的學術研究，哪怕有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和不夠完美。做學問，不僅要孤守寂寞，還要關注當下社會；飛翔除了理論研究，還親自去了書院研學，我覺得游學之旅對他的幫助肯定是很大的。

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從地域流派角度講，中國有兩個地方的人物是可以成立的，一個是浙江紹興，因為這個地方是出“師爺”的地方，近代出了很多像魯迅、蔡元培等一批大師；第二個就是關中人物能打響。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祖武表示，在未來5到10年，陜西乃至中國學術界一定會出現一批以關學為依據的優秀研究者。飛翔的這次嘗試，可以說開了一個好頭。

                                     2016年5月3日匆于南山

備注《關學與陜西書院》，史飛翔著，2016年3月由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