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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初年，云南并不完全在唐朝統治之下，因為當時云貴高原的洱海一帶有許多小的民族政權。這也是在云貴高原上古滇國滅亡后再經歷了中原漢朝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隋朝，尤其三國兩晉南北朝，國家分裂，沒有統一政權，云貴高原上中央就自顧不暇了，雖然在隋朝，國家大一統，但北邊的少數民族政權對隋朝威脅比較大，所以隋朝對云南的統治比較松散，基本上隋朝沒有直接的管理。到唐朝初年，云貴高原上政權林立，尤其以洱海附近的六個少數民族政權最有名。他們互不役屬，這六個國王合稱“六詔”，分別是：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舍龍之子細奴邏繼承蒙舍詔（王）。此時，洱海周邊也出現了幾個比較大的詔（王），洱海北面是河蠻人的浪穹詔（今洱源）、邆賧詔（今洱源鄧川）、施浪詔（今洱源三營），洱海東面是磨些人的越析詔（今賓川），洱海西面是哀牢人的蒙嶲詔（今漾濞），洱海南面就是蒙舍詔（今巍山），這些詔被漢史合成為“六詔”。

蒙舍詔在諸詔之南，又稱為“南詔”。其實南詔是哀牢王族中的舍龍（意為“大老虎”）族，為避難遷居至邪龍（原哀牢國領土、今云南巍山）。邪龍本是哀牢國領土，被漢朝強行設置為邪龍縣，劃歸益州郡管轄，漢朝勢力退出后被豪酋占據。舍龍一族的到來，很快得到哀牢人的支持，勢力不斷擴充壯大，逐漸形成以舍龍一族為中心的部落聯盟，這個部落聯盟開始被稱作“蒙舍龍”或“蒙舍”。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為獲得唐帝國的支持，蒙舍詔細奴邏派子邏盛炎出使唐帝國，唐高宗封細奴邏為巍州刺史。其他五詔與河蠻部落，受吐蕃威脅，常棄唐歸附吐蕃。南詔始終附唐，因而得到唐的支持。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封南詔皮羅閣為臺登郡王。其余五詔均歸附青藏高原的吐蕃，當然唐朝扶持南詔主要是用來遏制吐蕃的。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皮邏閣戰勝河蠻，取太和城。次年，唐玄宗賜皮邏閣名為蒙歸義，進爵為云南王。封王制書里說封王的原因是洱河諸部與吐蕃關系曖昧，蒙歸義率兵征討有功。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邏閣謀乘勝兼并五詔，張建成建議厚賂劍南節度使王昱，請求合六詔為一。王顯向朝廷代請，得唐玄宗允許。《新唐書》：“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制可。”“又以破渳蠻功，馳遣中人冊為云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于是徙治太和城。”唐玄宗給王昱敕文里說，蒙歸義效忠出力，討伐西蠻，“彼（指五詔）持兩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殘破”。皮邏閣出兵，唐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訓、御史嚴正誨參與軍事，先滅越析，次滅三浪，又滅蒙嶲，很快統一六詔，南詔算正式立國。所以公元738年，就被史學家認為是南詔建國時間。公元739年，皮邏閣遷都太和城。唐朝亦用兵于南詔，《新唐書》：“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從此，南詔國開始了與唐朝兩百年的曖昧關系，時而親近，時而戰爭，時而與唐朝親近，時而與吐蕃友好，但整體來說與唐朝友好的時間很長，與吐蕃僅有短暫的友好，南詔與唐朝進行了三次戰爭。

南詔與唐朝的第一次戰爭是在公元750年－公元785年，天寶九載（公元750年），閣邏鳳路過云南（即姚州），云南太守張虔陀侮辱同行的婦女，勒索賄賂，閣邏鳳不應，張虔陀派人去辱罵，并向朝廷誣告閣邏鳳。閣邏鳳憤怒，起兵攻破云南，殺張虔陀，并取羈縻州。史載“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張虔陀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待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常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哥羅鳳多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

天寶十年（公元751年），鮮于仲通率兵八萬出戎、嶲州，往擊南詔，閣邏鳳遣使謝罪請和，請還其所虜掠，表示愿意歸附于唐朝，若不允許則“歸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鮮于仲通不許，進軍至西洱河，兵臨南詔首都大和城，被南詔擊敗，唐軍死六萬人。南詔方面亦損失慘重，云南自曲、靖二州以下東爨居地被唐兵破壞。

公元752年，吐蕃冊封閣邏鳳為“贊普鐘（意為贊普之弟）。公元754年，劍南留后李宓率兵七萬擊南詔，進至南詔首都太和城，全軍覆沒。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公元755年，安祿山反叛，唐無力再進攻，可是南詔還有意歸唐。閣邏鳳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詔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對臣屬說，后世可能又歸唐，當指碑給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閣邏鳳知道依附吐蕃害多利少，兩國關系是不能持久的。

公元779年，唐朝李晟等大破南詔、吐蕃聯軍，使其損失慘重。唐德宗派遣大將李晟、曲環率北方兵數千，聯合當地唐兵，大破吐蕃南詔軍，追擊南詔軍過大渡河。吐蕃南詔軍數次失敗，損失超過十萬人。《資治通鑒》：“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新唐書》：“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眾，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眾，顛踣厓峭且十萬。”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詔與吐蕃戰敗后，吐蕃悔怒，南詔恐懼，雙方關系開始發生變化，吐蕃改封南詔國王為日東王，取消“兄弟之國”的地位，改為君臣關系。吐蕃在南詔征收重稅，險要處設立營堡，還要南詔每年出兵助防。異牟尋感到依附吐蕃的害處。天寶戰爭后不到半個世紀，南詔還是“棄蕃歸唐”了。

公元794年，南詔在洱海邊的點蒼山神祠與唐朝使臣舉行盟誓，南詔之主異牟尋面對天、地、水三大自然神與五岳四瀆之靈，率文武大臣發誓：“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即唐朝）”，南詔管轄的各部落首領也表示：愿歸清化，誓為漢臣，永無離貳。唐廷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賜“南詔印”；以南詔統領的疆域設置“云南安撫使司”，政區長官為“云南安撫使”，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任，南詔由云南安撫使節制。南詔之主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獻地圖、方物于唐朝。唐朝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賜異牟尋黃金印，印文為“貞元冊南詔印”。使者到達南詔，異牟尋離開座位，跪著接受冊印，稽首再拜；又接受所賜服備物，說：“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為唐臣。”

第一次南詔和唐的戰爭，以唐勝利終結，南詔依然為唐的藩屬國。第二次南詔和唐的戰爭是在公元829年到公元830年。

公元829年，劍南節度使杜元穎不曉軍事，武備廢弛，且苛待士卒，導致士卒引南詔入寇，攻破成都外城，掠走數萬人。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朝李德裕前來鎮守，蜀地遂安，《資治通鑒》：“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新唐書》：“明年，（南詔）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唐文宗準許南詔求和，立約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為劍南節度使，整頓邊防，訓練士卒，防南詔再來攻掠。此次，南詔已經侵犯到成都，掠走成都蜀錦技術人員、建筑藝術家數人。

第三次南詔和唐的戰爭是在公元859年到公元870年。860年，安南引南詔兵乘虛攻破安南（今越南）交趾城，不久唐軍再次占領安南。863年，南詔攻破交趾城，唐軍退守嶺南。866年，唐安南都護高駢大破南詔軍。髙駢率五千士兵渡江，在邕州打敗林邑兵，進攻南詔龍州屯，蠻酋逃走。酋龍派楊緝思助酋遷守安南，以范脆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咸通七年（866年）六月，髙駢到達交州，取得多次勝利，士兵作戰積極，殺死敵將張詮，李溠龍率萬人投降，髙駢攻破波風三壁。南詔楊緝思出戰失敗逃回，唐軍趁勢攻入城池，唐朝髙駢斬酋遷、脆些、諾眉，獻上首級三萬，平定安南。869年，南詔軍開始進攻西川。875年，髙駢率五千人渡江，到達南定，大破南詔軍，用繳獲南詔軍的物資來補給軍隊。監陳敕使韋仲宰率七千人至峰州，補充高駢的部隊，髙駢繼續進攻南詔，多次擊破之。髙駢又大破南詔蠻于交趾，殺獲甚眾，包圍交趾城。髙駢督勵將士攻城，于是攻破城池，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的朱道古，斬道三萬余級，南詔余部逃走。髙駢又擊破歸附南詔的土蠻二洞，殺死他們的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達到萬七千人。顏慶復到達新都，南詔分兵去抵擋他。甲午，與顏慶復遭遇，顏慶復大破南詔軍，殺二千余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南詔步騎數萬到達，恰逢右武衛上將軍宋威指揮忠武二千人至，立即與諸軍會戰，南詔軍大敗，死者五千余人……甲兵服物遺棄于路……高駢到達成都，派步騎五千追擊南詔軍，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五十多人，押送回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筑城于戎州馬湖鎮，稱為平夷軍，又筑城于沐源川，都處于南詔與西川之間的要地，各置兵數千鎮守，使南詔失去再戰的勇氣。髙駢寫信給驃信，驃信非常恐懼，把他兒子作為人質送給唐朝，誓約不敢寇邊。

南詔長期與唐朝戰爭，宋威、髙駢等率唐軍數次大破南詔軍。南詔“屢覆眾，國耗虛”，甚至到了征十五歲以下的男子為兵、而讓婦女代替男子耕種的地步。乾寧四年（897年），唐朝西川節度使王建說“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不必下詔給南詔。與唐朝作戰，南詔要依靠黎、雅間的劉王、郝王、楊王等淺蠻部族。王建嚴厲對待這些部族，南詔與這些部族不敢侵盜。后來這些部族首領泄露軍機，都被王建殺死。乾寧四年（897年），鄭買嗣指使楊登殺死南詔王隆舜。唐昭宗天復二年（902年），漢人權臣鄭買嗣起兵殺死舜化貞及南詔王族八百余人，滅亡南詔，建立大長和國。

南詔在今云南一帶，洱海地區是南詔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為中心的十瞼（賧）是南詔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中心。這十賧是：云南賧（今祥云、賓川）、品澹賧（今祥云縣城）、白崖賧（今彌渡紅崖）、趙川賧（今大理鳳儀）、蒙舍賧（今巍山）、蒙秦賧（今漾濞）、邆川賧（今鄧川）、大和賧（又作矣和賧，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賧（今大理古城）、大釐賧（又作史賧，今大理喜州）。南詔鼎盛時期的疆域，東面包括兩爨，東南到達安南，西北連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國（女王國的國都在今泰國的南奔）接界，西南河驃國（驃國的政治中心在今緬甸曼德勒一帶）接界，北抵大渡河，東北抵黔、巫（今貴州和四川的長江南岸）。

可見，南詔在唐朝時與之關系親密，但后兩次的南詔和唐朝戰爭，已經威脅到了成都，并對侵犯成都，使高駢對成都的城防進行了改進，基本上形成了成都的格局。

南詔文字受漢字的影響很深，唐武后圣歷元年（698）所立的安寧《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為武則天頒行的字體，同時還運用了唐代民間流行的俗字體，如岡（罔）、（閉）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詔德化碑》通體全是唐代漢字，且辭藻華麗，頗具唐風。在佛教傳入南詔后使用漢字更為普遍，著名的《南詔中興二年國史畫》是反映南詔歷史的國史畫卷，秘藏王宮內供王室成員觀看的，畫卷的款式、題記皆采用漢字，畫卷外的補充說明文字卷亦用漢字。南詔還使用僰文記事。僰文即用方塊文字記錄白語的文字，或將漢字筆劃作部分增減而成的表意記音文字，這種文字創始于南詔時期。僰文多用在有字磚瓦上，在云南許多古城遺址中都出土了刻有這種僰文的有字瓦。還有用僰文寫成的《僰古通記》。但這種僰文并沒有得到普遍的推廣，在南詔以后基本沒有人使用。

在詩星璀璨的唐朝，作為仰慕中土文化的南詔，能夠涌現一批有造詣的少數民族詩人及其作品，是無須置疑的。只是這一批詩人及其作品，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獲知他們的名字，也無顏再睹他們的詩作。南詔杰出的詩人除楊奇鯤、段義宗外，還有趙眉隆、贊衛姚岑兩人，而且他們在出使唐朝時還寫過詩作。從段義宗《題判官贊衛有聽妓洞云歌》一詩可知，贊衛姚岑的官職是判官，《洞云歌》是贊衛氏所作，段氏唱和。趙眉隆亦“有詞藻”。這就證明，有史記錄的這4位南詔使，同時也是南詔的4位詩人，他們之間應有唱和作品，只是未被歷史記錄。另外，世隆時期的董成也應是一位有造詣的詩人，世隆曾“遣清平官董成至成都”（《南詔野史》），被劍南節度使李福囚禁，險些被殺。因此有人認為《思鄉》一詩是董成所作。道南和尚疑為南詔時期的一位僧侶詩人。萬歷《云南通志》卷二、天啟《滇志》卷二十八皆載有唐道南和尚《玉案山》七律一首，筇竹寺在玉案山，萬歷《云南通志》卷十三云，筇竹寺，“唐貞觀初建”，元代郭松年就曾經在此地見到過“梵宇云堆筇竹老”的景象（郭松年《筇竹寺》），可推斷道南和尚為南詔時筇竹寺僧。留有詩名的南詔詩人還有居住在楚雄五樓山的王載玄、張明亨。南詔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和文人，南詔王尋閣勸即是著名詩人之一，他的《星回節游避風臺》一詩被千古流傳，其詩云：“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越，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南詔王），翊衛類夔契，伊昔今皇遠，艱難仰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此詩頗具唐詩風格。南詔官員中也有不少的詩人，布燮（清平官）段義宗的詩歌廣為流傳。南詔散文的造詣也較高，流傳極廣的《南詔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灑灑數千言，辭藻典雅，文字高潔流暢，跌巖生姿，一氣呵成，頗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風。

可以說，南詔文化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南詔政權能維系近一百七十年，在中國歷史上也留下了濃妝淡抹的一筆。

                                                                              2016年6月20日于成都家中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