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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地質學家，又是作家。十七年前，他移居溫哥華，最近來到江西，看望我們這些老朋友。

他是一位地質學家，是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暨國際哲學與科學史委員會所屬的國際地質學史委員會委員（2000年至今），加拿大注冊地球科學家。他出版了三部中、英文地質學專著，在各類學術期刊及論文集上發表中、英文研究論文七十余篇。讀書時他就是學霸，得多位名師指點。1986年獲長春地質學院（現吉林大學）工學學士后，考上本院碩士研究生，師從張秋生教授；幾年后成為北京中國地大的博士研究生，導師是翟裕生院士；三年后變身為中國地質科學院博士后，師從裴榮富院士，《中國地質礦產報》和《中國礦業報》分別于1996年4月27日和1995年12月27日在第一版顯要位置對其博士后研究成果予以報道。此后在地科院礦床所工作，成績斐然，并擔任礦床所一室黨支部書記，兼任地大《地學前緣》英文編輯，獲1995-1996年度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青年地質科技獎銀錘獎，先后出版專著《張家口-宣化地區金礦地質》、《GeosciencesandHumanSocieties》、《世界首例獨立碲礦產的成礦機理及成礦模式》等；其中英文專著被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前主席、著名地質學家W.S.Fyfe（1996年8月21日)，英國著名環境地質學家、劍橋大學的NigelWoodcock博士（1996年12月11日），和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M.G.Wolman教授(1997年2月3日)所高度評價；后面這本書被中科院資深院士劉東升、宋叔和鼎力推薦出版，涂光熾院士作序。

2000年秋，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際，他突然放棄京城優越的工作條件，攜妻兒（妻是理學博士，時就職于國家質檢總局）移居加拿大，在國際地質界馳騁。在加拿大，他長期擔任上市礦業公司總經理、總工程師、首席地質學家、礦山經理等，編寫了10余部年度勘探報告和加拿大43-101技術報告，在黃金、銅多金屬、金剛石等勘探及開發領域獨領風騷。2011年，他主持設計一個2000多萬加元（合人民幣1億多）的金礦勘探，將停滯十多年的一個加西項目之黃金資源量從不足五十萬盎司增加到五百萬盎司，其中，lndicated級別資源量增加14倍。2014年，他臨危受命接手主持一露天金礦的開采工作，將礦石品位從不足4克/噸，提高到12克/噸以上，一舉扭虧為盈。

他是一名作家。讀書時，他先后擔任長春地質學院和北京中國地質大學的文學社社長，業余時間帶著一幫充滿無限熱情的文學青年，刻鋼板蠟紙，油印出版文學刊物。為悼念在非洲野外考察期間染病而突然病逝于歸國客機上的導師張秋生，他寫出洋洋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師魂》（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滿滿的師生情，一時洛陽紙貴。他的作品以報告文學見長，用科學家的眼光去洞察社會，獨出己見，深邃尖銳。1997年，他的長篇報告文學《拯救地球》由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由“水的焦渴”、“消失的生命、“被盜的家園”、“天怒”、“呼喚綠色”等五部分組成，從不同角度真實再現了水資源短缺、物種滅絕、環境污染、地質災害、以及人類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問題，同時對拯救地球開出了良方。此書一出，反響極大，包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科技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國圖書評論》、《博覽全書》、中國教育電視臺等各大、小新聞媒體紛紛報道。新上任的國土資源部部長召見了他，討教良策，并指令出版社加印再版，將此書上報“五個一”工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資源和環境是熱門話題，學者們關于此方面的論著，幾乎都將《拯救地球》作為文獻索引。

我結識他，緣于一次創作活動。1994年春，地礦部組織了一批中青年作家，開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些重大礦產的發現與勘探歷史和相關人物的采訪寫作，他受命來到江西，我全程陪同，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我們走訪了十幾個地勘單位和地礦部贛南扶貧團，采訪了近百名地質工作者，全景式了解了江西地質工作。回北京后，他寫成《荒野.青春.城市》和《情滿紅土地》（贛南扶貧故事），加上我的名字，收入地礦部編輯出版的大型報告文學集《地球村檔案》（地質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因收入該書時刪減太多，我們又加了三篇（《走出低谷》（記江地集團）、《荊沙之花》（記湖北地勘技校）、《拯救長江》（記長江地質災害治理）），合成27萬字的報告文學集《山魂》，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一個多月朝夕相處的日子里，我近距離觸摸到他的才華、真誠和勤奮。大概是地質人的特性吧，他對食宿沒特別要求，但對工作、采訪對象和內容卻很認真，一件事、一個問題總要刨根究底。白天采訪，晚上整理材料，結束即轉入他的專業事務：博士后科研報告、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特別項目等。據說，在地科院他很有人緣，既能辦事，又肯辦事，上上下下都愿意找他，他又抹不下面子，不會推托，結果把自己搞成個大忙人。他沒有大博士、大作家的架子，卻有親和力，幾句話就和采訪對象拉近了距離。他在采訪老地質專家時，總是謙恭虛己，不露圭角，從內心發出尊崇之情。看得出，老一輩地質工作者艱苦奮斗的精神在感染著他。

我們年齡雖然相差一輪，但一見永恒，成為好友。到北京開會，我們一起逛大排檔，涮羊肉。我到過他在北京的家：那是地科院的筒子樓，年輕的博士夫婦帶兒子住著一間房，公用廁所，燒飯在樓道。我敬佩他的才氣，敬重他的職業精神。我叮囑兒子，要把他作為學習榜樣。兒子在東北讀大學，放假途經北京，特地去看他，也曾光臨他在筒子樓中的單間房，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接受靈氣。他去加拿大以后，我們還一直在QQ上保持聯系，相互關心著對方。

二十多年后再次相見，他還是那個模樣：熟悉的神態，熟悉的語調，熟悉的激情，熟悉的瀟灑倜儻，除去歲月添加的幾分老成，幾乎沒什么變化。他的到來，讓我們快活了。那幾天，我們廝混在一起。

他極重感情，來到南昌，便尋找江西的大學同學，和同窗們談起大學時代，眉飛色舞。在江西省地礦局大樓前，在宣傳部長的辦公室里，他回憶起當年在江西的采訪，如數家珍般談起每一個被采訪者，說起他們的故事，并詢問他們的現狀。他囑我把當年采訪過的909隊的老隊長找來，倆人交談甚歡。當得知顏美鐘、謝欽堯、李德奎、黃恩邦等老專家已經過世，他扼腕嘆息。他說，每次到北京，再忙都要去看望翟裕生、裴榮富等恩師。“飲水思源，不忘初心，這個道理要時時放在心上。”他如是說。

他身在海外，卻十分關心祖國的發展，特別是地質事業的改革。當初在北京學習工作時，因英語好，他常擔任外國專家學者來訪的翻譯。西方發達國家地質工作的新理念、新技術方法引起了他的興趣，由此萌發出國的念頭。近二十年國外工作的經歷，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中國和發達國家地質工作管理方面的差異和距離。他說，加拿大國土面積比中國大，但吃國家俸祿的國家地調局不足兩百人，人數不如中國一個小小的地質隊，但整個國家地質工作管理程度卻高而有序，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中國地質工作規范主要還是基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蘇聯模式，與西方發達國家標準不同，妨礙中外地質界的交流和中國地質技術的發展。國內出國考察的人不少，介紹國外地質工作體制和方法的文章也不少，但像他這樣對中國和外國地質工作都有豐富經驗和深刻了解、又兼有作家視角和文筆的人卻不多，寫出的東西分量自然也會不一樣。我們鼓勵他寫出來，讓國內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地質工作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在場的《中國國土資源報》江西記者站龍站長當即與報社編輯取得聯系，得到支持。他也許諾，拿出當年寫《拯救地球》的勁頭，把自己的見聞和思考寫出來，為祖國地質事業的改革發展盡一份力。

與他聊人生，總會聊到他的一份特殊經歷：當年部長找他談話后，部長秘書給他打來電話，傳達部長指示，希望他不要去國外，來部里工作，他謝絕了。兩個月后，秘書又來電話，再次傳達了部長的挽留意見，他仍未答應。幾個月后，新人上任，頂替了預留給他的位子。后來，部長升至正國級，秘書和新人都升至副省級，大家為他惋惜，他搖頭。今天，部長已成“中國第一腐”，秘書和新人也都瑯鐺入獄，大家為他幸慶，他也搖頭：“每個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只要堅定自己的信念，不因任何誘惑而改變，自己的人生之路雖然會有彎曲，但終究是直的！”

他的名字是——銀劍釗。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