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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為李聃(dan)所著，流傳千古，這已經成為中國人心中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但關于李聃，他的出身，求學，家庭，經歷，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及《道德經》之后的去處均一無所蹤。民間傳說李聃于其母腹中孕育了八十多年，以至于一出世就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了。滿腹經綸的學說，博大精深的思想，都是從娘胎里帶過來的，無從知始。這個傳說很形象地表明了關于李聃這個人可以征信的歷史資料極為缺乏，不知起始，也不知其終。故西出函谷關以后老君就隱沒了。

魯迅先生在其《故事新編》里有《出關》一節，說的是老子迫于新學孔子的壓力不得不老而出關，尋求別的活路。讀下來讓人憑生一種英雄時去的沒落和傷懷。而那歷史傳說中的老子首徒函谷關令尹喜，也不過是在老子所騎青牛上的白布口袋里塞了十五個餑餑。魯迅先生國學掌故豐富，卻不知是何意非要把饅頭寫成餑餑。書中刻意地交代了老子欲過函谷關，被守關之吏尹喜強留，喝水，吃餑餑，講課，著書這些細節，暗含譏諷和嘲弄。據我所知，餑餑是滿族人的叫法，春秋末期的先秦時代，滿族先人尚不知在哪里漁獵，中原地帶怎么會有這個說法呢？依先生的學識，他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問題，只是故犯其道而用之，不知其為何意也？但畢竟魯迅先生只是一位思想家文學家，所著文字也旨在表現一種思想，可以對各種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做一些合理的猜測，解讀和再現。但真正的老子過函谷關的故事具體是怎樣？史學界至今也沒有明確統一的看法。

關于老子的生平，目前看法一致是他作為周朝的“守藏室之吏”(中央圖書館館長)，過函谷關路遇守城吏尹喜，西去不得，被挽留強而著書。書成，得去。由周朝的都城洛邑去函谷關是往西走，一個八十多歲無妻家老小羈絆的耄耋老者獨身西去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呢？如果沒有尹喜的強留，老子看來并不會有一字要留與后人。他西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國人說起一個耄耋老人的死往往叫“駕鶴西去。”那時，老子已經八十多歲了，出函谷西行是否有這個意思呢？除了這個強留他著作的尹喜，他是否還有其他的徒子呢？關于這些個問題史界還很模糊。最關鍵的是老子這套“道”的體系來自哪里？仔細梳理一下，便可以看出，“順道無為”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老子之前并沒有明確的出處和啟蒙。有人認為商的甲骨文里關于各種占卜的記載《易經》里的“陰”符已蘊含萬物之始的意思，老子守陰處雌的思想可能是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和啟發。但老子的思想源頭被這些所啟發和觸動是可能的，但一下子就發展出來這么一整套龐大的體系卻是不太容易的。老子《道德經》開篇便道出“大道”的要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兩句是道家開宗明義之言，我個人感覺這也是探討考察道家學說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對這句話的解讀見仁見智，個人感覺比較通道的是“大道不言”或“大道難言”這個說法。凡能言指的都只是事物的一個端面。對于這個整體的事物則難以或根本不能用具體的語言做精確的敘述。這里有“語言的邊界”的問題，也涉及“思想邊界”的問題。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很有上世紀維特根斯坦的味道了。此外老子認為凡事物都有陰陽，正反兩個對立面。但這兩個對立面又是相互聯系彼此轉化的，凡到極處，物極必反。如“大音希聲，大智若愚，大盈若缺”這種樸素的辯證又與馬克思的對立統一論在思想內核上是一致的。相比于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思想是如此的玄妙而且很具穿透力，突如其來，出之于無形。仔細思查一下，儒家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種秩序，耽于思辨。只是給人提供一種儀軌，天地君臣師，它旨于確立一種社會普遍遵守的尊卑，大小，先后的秩序。而孔子是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一輩子追求的就是復周禮，以周之仁和禮教治理天下。儒家的發展更多的是各種對人的教訓教導，而疏于對思辨的啟發和重視。這與它一直致力于的天地人一統這種宇宙的大秩序相合契。但對秩序之外，關于物之理，倫理之外的天之道，則一直避而不談。因此說教過多，真正的內思則顯得很不足。在這一方面墨家和道家做的探索反而不少。墨子本身就是一名手工業者，發明家。道家有道教的演變，煉丹求法欲長生的實踐更多。經過后代的不斷演繹和擴充，形成一整套玄學和神秘色彩很濃的陰陽思辨和養生學的體系。甚至到后世的內家拳法也以此為師，講究以柔克剛，以靜制動，關注人精氣神的培養和再造。在丹道和養生等實際應用上做了很多實際的探索。比如莊子所做《庖丁解牛》，強調“以無厚入有間，則恢恢然游刃而有余也。”個中講到“批大隙，導大轂，不以力御而純以神行。”后世的太極拳以此為理念為指導，講究“用意不用力，純以神行。”就是以道家這種順勢而為的思想作為心法立基的。

這里讓人不解的是這種思想源頭在老子之前怎么從未見經傳呢？當代學者朱大可認為老子的思想源頭極有可能來自印度。這不光是因為印度文化在時間起始上早于華夏文明，而是他認為老子的姓名，出生環境和道家的修行方式以及某些哲學理念與印度文化有很高的相似性。比如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為姓。如果這是指老子白發之年在李樹下得道，那么這種方式與佛祖釋迦摩尼在菩提樹跟前苦思冥想得悟成佛的故事和過程有很強的一致性。再有史傳老子寬額廣眉，鼻有梁柱，大耳垂肩這種生理特點與古印度的婆羅門種姓極為相似。還有老子是老來得道，這種時間段又與印度沙門文化中人老了，歸隱山林棄世修行這種人生方式非常一致。也是這種歷經滄桑的老人的修煉與思考方式和心態不同于青壯年的能動陽剛而最有可能選擇柔化和順從。更有老子在《道德經》中闡述到空則自盈的觀念時，引用車轂和輻條這種具體的物象作為比喻。而在老子很早之前的古印度《犁陀奧義》中也早就存有這種引喻。還有老子在《道德經》中多以“五色，五味，五聲”這種以五為敘事的理念在《犁陀奧義》中也頻頻存在。而道家修行采取的靜坐和調息這種方式與古印度的瑜伽和佛門的修行方法很相似很類同。甚至在朱大可看來，老子西出函谷騎坐青牛，這個細節也攜帶了古印度文化的信息。因為印度人自古視“牛”為神物，無端殺傷都是要被處以極刑的。而老子騎臥青牛這個記載，寓有得大道成神之喻。因此朱大可大膽猜測:中國春秋時期的老子極有可能本身有印度血統或者存在在印度學習和修行過的一個過程。

　　作為一種學術探索，這個大膽的猜測無論怎么駭人聽聞也是無可厚非。大膽猜想，小心求證本身已成為近代科學研究廣被運用的一種思維方式。問題是朱大可先生目前所提供的這些證據尚不能夠支撐他的論點，只是一種有價值有參考性的一種嘗試，給老子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老子大耳廣額，鼻有梁柱這些面目特征與中國寺廟中的釋迦摩尼佛是很相似，但印度人普遍有膚黑，窄面，大眼，毛發卷曲這些種族特征，釋迦摩尼佛是佛教東傳到了中國以后慢慢地演化成現在的形象。在印度的佛祖像應該是更貼近印度種群自有的這些面目特征。如果老子李聃真有印度血統的話，那么他被當時人銘記的恐怕不是道祖的大耳，而是面目黑瘦，大眼，毛發卷曲這些與華夏種群截然不同的特征了。況且一個老人東來至華夏能當上周室的皇家圖書館館長，要面臨政治敏感，文化，語言，生活習俗等諸多問題，這不是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能一蹴而就的。而一個耄耋老人做長途遠行，沒有什么比選擇騎牛是最合適的牲畜了。馬性太烈，與老人不符。毛驢倒是也可以，但與老子周室守藏室吏又有點低配。相比之下，選一老牛代步更為合理合情。這本是細微末節，在這些地方窮追意義不大。關鍵是釋迦摩尼出生在老子之前，所以民間關于老子西出化胡的說法就沒有什么理由了。釋迦摩尼在世之時已經有一大批追隨者，于精舍持戒修行。而老子之徒除了尹喜再無其他人的記載。這樣一種情況，老子一大把年紀的人再西去印度，一路艱險不說，到了印度能不能道化這些當地人本身就是個不小的問題。這應該只是一種民間的附會罷了。再者即便承認老子與佛祖一樣有古印度沙門文化的影子，但在理論的出發點上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與承傳于婆羅門的沙門文化也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本質上的差異似乎不像是一種先繼承而后演變的關系。朱大可在《華夏上古神系》一書中也同時提出過楚國人的善舞與巫文化與印度人喜歌善舞的生活習俗和宗教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老子強調的無論是精神上的清靜和修行中的無為順道，調息打坐又與這些張揚的歌舞又卻之太遠了。朱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觸角，或者如他所說，只是提供了一個細小的支點，以待后繼學者浩大繁復的補充和驗證。但在這些問題上又似乎存在不小的矛盾和很明顯的不一致，讓人生疑。

不過，大可先生指出《道德經》五千言可能并不是出自老子一人之手，在其后的幾百年中可能有其信徒和追隨者在不斷的補充這件事，應該還是很有道理的。目前的考古發現也支持了這一點，先后出土過兩千字和五千字兩種不同的版本。那兩千字版本部分究竟是因為部分竹簡的腐朽缺失無處覓尋還是當時根本就沒有呢？大可先生的著述中沒有專門提供這方面的文字，以目前這種情況，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只能按常理猜測，而不敢妄下斷言了。今年是狗年，新年伊始去泰安岱廟逛游，看到歷史上諸多對“狗”的記載和典故。一則關于“芻狗”的文字讓我很驚異。按照這個解釋“芻狗”這種東西用作獻祭是在戰國之后。而老子是春秋生人。那么他在《道德經》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又怎么來的呢？上網搜索了一下，發現在《道德經》之前并沒有相關信息。這就矛盾了，要么是當地文物部門搞錯了，要么存在這個“芻狗”的比喻就是有后人于老子之后曾經補充《道德經》的一個例證了。新年，這個“芻狗”的出現實在很有意思。

兩千四百多年前，函谷關令尹喜望天象而斷必有圣人由東西來，得遇老子李聃。拋卻神秘和迷信，按常理分析，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呢？在這之前尹喜無疑是認識老子，并深深地服膺于其智慧的。肯定有過一定時間的際會和求學問道的過程。如果不是那一天的望看天象，老子如其他過客一樣騎牛而過隨塵而去，那么他博大深奧的大道會就此不留一字從而從此隱沒于世嗎？這只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天象和那個細心耐心極有求知欲的尹喜嗎？這是個問題。這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形成這種本初源頭性質和價值的一種思想應該是要窮盡一個人一生的精力和時間的，老子自己也應該有個長時間的求道問道得道的過程。不論他自身多么孤獨和寂寞，作為當時天下共主的周室，作為它的皇家圖書館館長，在這種層面上老子也應該與其他學者有互相交流和探討的機會和條件，追隨他的學子和信徒應該絕不止尹喜一個。從這一點上，老子自己本身不留下點文字性的東西怎么也說不過去。他能用一生去探索琢磨大道，一定是本著一種堅定的惠濟蒼生與后世的信念，而不可能只是個人的一種興趣和區區養生之道。從這一點看，只因為過函谷而著書這里面有不少的問題恐怕還需要再細細琢磨。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