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人類學學者蕭亮中老師

 

   我用紙和筆寫下的這些文字，講述的是一位社會公認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一位公認的，家族的、民族的驕傲的人類學學者——蕭亮中老師，為了追逐全球視野中的學術與文學之夢，和自己無財無勢的父老鄉親休戚與共，生死共存，把短暫的生命最終獻給自己熱愛的事業和鄉土的親身經歷。在走訪亮中老師生前的親朋好友，收集和瀏覽亮中老師生前的遺物及學術類文稿時，感情的潮水，曾無數次深深的感動和浸潤了筆者的眼簾……

                                                                    ———筆者

                                                                     一

   我的大學時光，是在昆明蓮花池畔的云南民族學院度過的。

   1995年9月，歷經多年寒窗苦讀，我終于跳出農門，有幸到省城接受高等教育。當時我們的班主任姓蕭，叫蕭亮中，是一位看上去年齡和我們差不多，一位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中等身材，方形的臉龐，顯得很忠厚，說話也謙和，眼神溫和，純凈，形象健康而明朗，永遠閃爍著智慧和熱情的靈光，在他臉上和身上，絕對看不出有任何一絲一縷的陰影和憂郁。

   當年，云南從上至下都在高喊建設發展旅游文化大省，當時云南省開設旅游管理專業的高等院校也非常少，旅游類專業人才也非常緊缺。形勢所迫，“旅游管理”也便成為了云南民族學院中文系名副其實新增設的專業，我們也便成為了云南民族學院中文系首批旅游類專業大學生。我們班共56名學生，大部份均來自全省各地州縣，蕭老師不僅承擔著中文系民族文化教研室工作，而且還肩負著我們班《大學語文》的教學任務，整天忙得不亦樂乎。由于我們的年齡和蕭老師彼此都懸殊不大，同學們都把蕭老師當做大哥哥看待，而我們在蕭老師的眼里，好比都是些純真可愛的弟弟妹妹。私底下，大家都夸蕭老師年輕有為，年紀輕輕就在大學的講壇上揮灑廣袖！我由于從小就喜歡文學，上中學時就縷縷有大作發表，并見諸于各大報刊及電臺，在班里也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深受大家的賞識。蕭老師似乎也格外的偏愛于我，無論是生活或是學習處處都能感受到他親切的問候及無私的關懷，他對我寄予的關愛往往超過了對其他同學付出的愛……

   當時我們的生活區在東二院，蕭老師也住在東二院體育館旁邊教職工生活區的單身宿舍里，離我們也很近。每逢周末，蕭老師總會到我們宿舍來問寒問暖，關切的詢問大家的生活及學習情況，并和大家一起聯歡，有時還帶著他年輕漂亮的女朋友馬茜老師（外語系的英語老師）一塊來。我們班不少同學都是第一次遠離父母，第一次到省會城市，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思鄉心切，難免憂心重重，根本不知如何面對及適應眼前這個極富誘惑及挑戰的社會環境，蕭老師無微不至的關懷，如同一縷春風，驅散了積壓在大家心頭的陰霾；蕭老師悉心的照顧，如同一股清澈明凈的甘泉，滋潤著大家的心田。也就是從那時起，在蕭老師的推薦及指導之下，我開始大量的接觸及閱讀人類學民族學界，一代宗師林耀華先生，以文學體裁撰寫的，成功地表現中國南方漢族農村宗族與家族生活的傳統及其變遷，被國際人類學界譽為中國漢人宗族社會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的著名學術著作——《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新中國首位民族學（人類學）博士莊孔韶教授，曾被學術界譽為近30年來，關于漢人社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本土人類學經典著作之一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著名人類學民族學學者費孝通先生，以調查資料為基礎所撰寫的，被學術界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的學術著作《江村經濟》。

  當時我很不理解，蕭老師為何推薦我閱讀那么多和我所學專業毫無半點聯系的著作，時隔多年后，我才身有體會的感受到了當初蕭老師的良苦用心。同時也重新認識了蕭老師的成長歷程……

亮中老師的筆名叫江鹿，表達了他要在故鄉美麗原野上自由奔跑的愿望。1972年12月5日，亮中老師出生在金沙江邊的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金江鎮車軸村，這是一個生物多樣性，文化多元性，多民族聚居并連接漢藏兩地的美麗村落。1985年，在鄉村完小讀書的亮中老師，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中甸縣第一中學，1991年，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的本科學習，使亮中老師打下了扎實的民族志基礎，系統地熟悉了民族學、西南邊疆史地以及其它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在中央民族大學求學期間，亮中老師曾多次榮獲青年民族學會論文競賽二等獎；中央民族大學“五四”論文競賽二等獎；1993年和1994年，亮中老師曾兩次榮獲人類學界“吳文藻獎學金”。

  1995年7月大學畢業后，亮中老師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學院中文系工作。在這期間，亮中老師曾做過一些實地調查，有意識地訓練調查方法，有了一定的田野調查功底。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亮中老師參加了云南省政府組織的扶貧和社會調查活動，在云南邊疆臨滄地區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勐庫鎮工作了一年。借此機會，亮中老師對邊疆政治、經濟，鄉村組織與動員，民眾和基層政權的互動有了細致的觀察，并進行過一系列社會調查。經過一年的下鄉，亮中老師對農村情況更加熟稔，并初步有了自己的體會和認識，從而更加激發了亮中老師的學術熱情。

  1996年9月，亮中老師的弟弟蕭亮東，也從中甸縣考上了省城大學，就讀于云南民族學院中文系的旅游管理專業。我比亮東大一歲，亮東管我叫師兄，我管叫亮東師弟，亮東個頭比亮中老師瘦小些，但為人樸實、忠厚。

  1997年1月6日至20日，“國家教委第二期中國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在昆明蓮云賓館舉行，在會議的空隙期間，在亮中老師的引薦和陪同下，我有幸拜見了慕名以久的林耀華教授和莊孔韶教授兩位著名學者，并聆聽了他們對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發展的一些見解和看法。

　 1997至1998年間，亮中老師參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學組織的“中國民族家庭實錄”課題，并承擔了藏族家庭調查，最終提交《夏那藏家》書稿。此書敘述了云南滇西北歷史、中甸(現稱香格里拉)一個藏族村落的百年史，用一個家庭，寫出那個地區藏族的百年變遷。并于2001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學術著作《夏那藏家》一書，極富學術價值，內容非常有趣，充分彰顯了亮中老師深厚的學術素養及非凡的研究天分。

                                                                             二

   1998年9月，亮中老師再次考入中央民族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人類學碩士學位。此時，馬茜老師也同樣考入了該校研究生院，攻讀英語語言文學碩士學位。  

在老師們的精心指導下，亮中老師接受了系統的科班訓練。1999年，亮中老師再次榮獲人類學界“吳文藻獎學金”。亮中老師是一個勤奮、敏銳的學者，在讀研究生期間，就已經培養和確立了自己的學術興趣及研究方向，文字駕馭能力和文字功底也是游刃有余，日益成熟，并有近百篇優美文字和攝影作品發表在《南方周末》、《中國國家地理》、《二十一世紀》、《大地》等海內外知名報刊。

  由亮中老師寫的《相隔半世紀的兩次造訪》和《戰爭和電子游戲》兩篇文章，曾分別發表在1999年5月11日和6月5日，香港《大公報》上；《麗江古城》(配圖)和《丈量大涼山》(配圖)兩篇文章，曾分別發表在1999年和2000年第6期的《世界時裝之苑》上；《大涼山田野手記》(Ⅰ)(配圖)和《大涼山田野手記》(Ⅱ)(配圖)，曾分別發表在2001年第4期和第5期的《民間文化》上；《夏那人家》(配圖)和《車軸村風俗觀察記》(配圖)兩篇文章，曾分別發表在2000年2月25日和5月12日的《南方周末》上，作品《夏那人家》曾榮獲《南方周末》2000年第一季度優秀作品獎。寫作《大涼山田野手記》時，亮中老師還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人類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但其嚴謹深細的田野報告，充滿著豐富的細節，提供了生動的“在場”證據，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亮中老師寫大涼山、寫彝人、寫頭人德古，寫祭司畢摩……篇篇都充滿了濃郁的鄉土味。除此之外，亮中老師還有許多相當成熟的小說作品，見諸于各大報刊，在他流淌的筆端里，都顯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

　 亮中老師的學術立足于他的家鄉，我不知道這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的偶合。冥冥中似有定數在主宰著我們的生活，亮中老師開掘了民族、族群、田野文化的源頭和先河，卻不能由自己把這條路走下去。但與生俱來的激情與社會責任感，卻使得亮中老師最終成為一位社會公認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

在亮中老師公開發表的眾多作品當中，學術價值最高的著作是：2001年由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夏那藏家》；其碩士論文《車軸權力過程及認同范疇變遷研究——從本土居民與移民群體的雙重角度分析》；2004年2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

　 早在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期間，亮中老師就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并希望通過對滇西北一帶多族群雜居地區的文化描述與歷史考察，揭示改土歸流后，西南邊疆一帶的文化接觸與變遷，并探討這個過程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最后，亮中老師選取了云南省中甸縣金沙江邊一個叫“車軸”的典型的多民族雜居村落為研究對象，并于2000年8月到12月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調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完成了12萬字的畢業論文《車軸村權力過程和認同范疇變遷研究——從本土居民和移民群體的雙重角度分析》。該論文獲得了導師和答辯委員會的一致贊譽，并被評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學優秀畢業生學位論文”、“中央民族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及社會科學應用研究論文獎金計劃2001年度獲獎碩士論文”。

總體看來，亮中老師的論文《車軸村權力過程和認同范疇變遷研究——從本土居民和移民群體的雙重角度分析》，在以下幾方面具有一些新思維和突破性結論。

    其一、該論文第一次總結了納西族的家號認知體系和畛別系統，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家號認同。該論文詳細羅列了車軸村的家號類型并予以闡釋。圍繞著家號，我們可以看到車軸如何從一個群龍無首的傳統村落，隨著民族力量的消長起伏，而變成地方勢力和國家權力相互扭結的“歷史戲臺”。其中，從古至今的車軸“生命過客”們誰也無法逃離“文化的文法”的擺布。

  其二、該論文提出了家族研究中的“家族襲奪”概念。這里的“襲奪”本義是地理學上的河流襲奪(StreamCapture)：指分水嶺兩側的河流，在破壞和蝕低分水嶺的過程中，侵蝕作用較強的一側，河流先切穿分水嶺，搶奪了另一側相鄰河流。這種河流在發育過程中奪取鄰河上游作為自己支流的現象就是河流襲奪。河流襲奪發生后，襲奪他河的河流稱襲奪河，它導致所屬水系擴大，水量增加，侵蝕能力增強。河水被奪去的河流稱被奪河，特點是水量減少，與原河谷不相適應(水小谷寬)。被襲奪河在襲奪河以下河段，因其上游被奪改道，形成源頭截斷現象，故又稱斷頭河，其流向不變，但水量減少，流速緩慢。家族襲奪概念雖然與河流襲奪分屬社會和自然范疇，但在各方面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甚至可以將雙方的概念一一對應起來，所以亮中老師第一次將地理學的“襲奪”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如果下一個定義，就是指甲家族有意或無意利用各種手段襲奪乙家族的財產，甚至是家號、屋基等有形無形資源。這一帶的村落都有著大量的家族襲奪行為，這也和改土歸流后國家化進程的統一與同質化，以及西南邊疆的“主流化”同步，像解放前的民家(白族)、納西冒籍漢人現象就是該過程中一個小小的腳注。車軸的經驗會是一種典型范式，可以推延證明家族襲奪在類同社區大量發生，并在“新邊疆”以來“漢-夷”、“主流-邊緣”互動導致的同質化進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它也從側面為西南邊疆漢人人口大量增殖的現象提供了一個重要解釋。

　　其三、該論文總結了西南邊疆地方社區的國家化模式，并歸納出這一類型社區的變遷過程及變遷級序。首先，車軸村“自在社區-新邊疆-后革命時期”的變遷過程的同時，也是一個地處邊疆的邊遠的、傳統的自在村落逐漸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甚至是全球化的漸進過程。這個歷史維度的變遷過程同時伴有一個躍升級序：從“純粹-傳統社區”到“國家控制時期”再到“全球化時代”，村落自身不斷脫離低級序向高級序發展。變遷過程與變遷級序互有重合與影響。其次，車軸村權力、階層及認同不斷地變化和流動。從“自在社區”時期權力附著在本土上到“新邊疆時期”的力量競爭，再到“后革命時期”階級的固化及重新分化。這一過程中，權力和認同無時不在變遷流動。第三，不同的族群在各個歷史時期不斷構建、嫁接自己的歷史。作為小村落的車軸，在正史上并沒有地位，但它自始至終努力地與正史嫁接，這也是順應國家化、全球化而同時保存、綿延傳承地方性知識的一個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它構建了自己的社區史。

　另外，該論文還分析了不同族群通婚行為的政治及經濟因素，統計了少數民族母語的弱化、消失及保存的現象，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最后，亮中老師通過這篇論文，再次向學術界表明：車軸的范式具有典型意義，適用于中國西南邊疆類同的傳統社區，并代表了一種未來的方向和可能預見的變動過程。這樣的典型村落雖然存在邊緣化的危險，但它也在不斷地構建著自己與主流社會的“合成文化”，這個過程并不能用簡單的“漢化”、“西化”甚至全球化就能概括。通過這個典型社區的個案，亮中老師最后指出，所謂“歷史的終結”是不可能的。

                                                                            三

   2001年7月，亮中老師順利完成了學位論文，并取得了碩士學位。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據說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曾準備錄用他，此后，數家準備聘用他，并有著優厚待遇的單位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不久之后，亮中老師卻去了商務印書館做了一名編輯，此時的馬茜老師也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這期間，亮中老師依然筆耕不輟，并以驚人的毅力公開發表了大量具有較高質量的文學作品及學術論文，其中《歧視的形成與輿論話語的掌握》，發表在2002年2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商務印書館：走過一個世紀的足音》一文，發表在2002年6月4日《人民日報》；《端午賽馬會》(配圖)，發表在2002年第6期臺灣《世界地理雜志》。

  大學畢業后，因仕途失意，我便選擇留在了昆明，在一家大酒店從事酒店管理工作。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亮中老師攜同夫人馬茜老師從北京回到昆明，下榻在我供職的這家大酒店。師生一場，平時天各一方，幾年難得見上一面，確實值得慶幸。晚上，我便在餐廳設宴款待亮中老師及夫人，為其接風洗塵。席間，大家談笑風生，其樂融融。飯后，我便邀請亮中老師及夫人到酒店游泳館去游泳，到酒店KTV去唱歌，那一晚大家都玩得十分盡興。第二天一早，用完早餐后，亮中老師便參觀了酒店提供給我使用的單身公寓，關切的詢問我在酒店的工作及生活情況，羨慕的夸我有出息。我則反唇相擊，不擇時機的選擇話題稱贊亮中老師年輕有為，才華橫溢，著作等身，在天子跟前工作，大有前途。然而，亮中老師則坦誠不公的向我描繪了他在首都北京的工作及生活情況……

  亮中老師樂呵呵告訴我：由于單位無住宿安排，我們在北京廣安門大街的一幢筒子樓里，租了兩個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租金每月只有600元。外面一間屋子，三壁都是書架，只有一個小沙發容身，兼會客用，來客了大家只能規規矩矩坐著，沒有揮灑比劃的空間，我坐的椅子是光板靠背椅，連個墊子也沒有。里間的臥室更小，一個帶鏡子的大柜子跟一張木板床擠在一起，人進去后，連轉身的余地都沒有。屋里雖有暖氣管卻沒有暖氣。沒有廚房，做飯是在走廊上，衛生間是幾家人共用的……從住所到工作單位，騎自行車都要一個多鐘頭……瞧你，一個人住著一間20平米的房間，有電視、有電話、有浴室，睡的是席夢思，坐的是老板椅，每天還有人來幫你收拾衛生，和我相比，你是夠幸運了！

  亮中老師還告訴我：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性質與當初自己的理想抱負有著極大的差別，可以說，出版社工作與自己喜愛的學術研究有一定的相悖。通俗地講，亮中老師更樂于“著述”而不是“編書”，談話間，亮中老師隱隱約約的向我表露了自己不適應于商務印書館平靜單調編輯工作的想法，想另圖他就……

  隨后，年輕的亮中老師便恬靜地對我說，“城市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過程，我老了以后，肯定要回到金沙江邊去住……”

  聽了亮中老師繪聲繪色的描述,當是我原以為亮中老師在吹牛，因此很難理解、也很難想象,像亮中老師這樣一個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年輕的知識分子，一個公認的家族的、民族的驕傲，寫出了那么多有價值的作品，發表了那么多新穎的創建的人，竟然會住在首都北京一個貧民窟里，過著窮困寒磣的生活？

  2001年，亮中老師接受了廣西人民出版社約稿，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撰寫《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該書利用碩士論文的前期資料，亮中老師再赴車軸村進行了兩次田野調查，補充拍攝了大量民族志圖片，力圖從更新的角度做出一份西南邊疆的人類學新民族志文本。

在全書寫作過程中，亮中老師延承了人類學對家族、信仰等話題的經典探討，又對地方文獻、文物、口碑資料進行了饒有興致的調查考證，還對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態及社區文化變遷有著細致、有趣的描述。除此之外，全書寫作形態講究，文筆流暢、語言優美，并充滿新意，在全書寫作過程，亮中老師還采取了一種較為輕松、帶有故事性的筆調，在兼容學術性的同時，保持了內容的通俗易讀。書中人類學的基本問題，自始至終也融入在充滿親切的社區民俗生活描述中來加以討論，既保持了人類學的學術視角，又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普及性與可讀性的田野志作品的特點。我們甚至可以從章節標題上就體味到了這種描述的親切和趣味，像“尋找土著”、“納西與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遲到者”、“漂失的母語”、“車軸的‘國家人’”、“討生活的外遷戶”等，連最后一章結論“車之軸？”，亮中老師也取村落名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時間為維度，村落就是一輛不停前進的車，那么，支撐它前進的“車軸”又是什么？

我喜歡亮中老師的文字，更喜歡他的文字間時時透露出來的尖銳。

　《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除延續了亮中老師畢業論文的特點外，在思想性和文本撰述上還表現出了一定的新意和先鋒。

　　其一、該書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資料與人文地理學相關知識，并在整本書中把握了這種寫作方式。在“尋找土著”、“最后的‘軸’”、“家族襲奪”這些章節里就充分運用了人文地理材料來構擬、考證社區族群的歷史狀態與文化行為。

　　其二、在田野調查時，亮中老師首次發現了車軸巖畫。該巖畫點的發現，把金沙江巖畫區往上游推進了80多公里。這一發現，與亮中老師在調查時始終采取認真、寬泛和敏感的態度有關，也可以說與田野調查的辛苦成正比。

　　其三、全書配上大量實地場景圖片，與現在流行的圖文書插圖不同的是，所有圖片與內容均密切相關，或是內容的切片，或是從影像角度來詮釋文本。

　　其四、現在描寫到民族地區采風、探險的圖書(大多會自稱人類學)很多，文體內容大多改變了過去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誤讀和偏見，但又經常帶有兩種傾向，或簡單表現作者的“文化關懷”，或帶著一種矯枉過正，甚至是“土著優越論”(亮中老師在畢業論文里對這種思潮進行了描述)的思想。《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也采取作者價值介入的態度，但文本卻非常清醒，并沒有簡單販賣“文化關懷”的眼淚，也沒有表現所謂的“土著優越”。——可以說，亮中老師是用實際的文本批判了這兩種偏頗的態度。

　　其五、全書撰述規范、嚴格，重視一手材料，尊重本土及地方性知識。全書上下注意還原土著居民語言，像納西語的家號，都一一標注了國際音標。

亮中老師以一個碩士生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寫出的這本書稿，是沒有理由不令人由衷喜悅的。書中有許多迷人的細節，不容我在此轉述，只就亮中老師在書中提出的一些不乏挑戰性的問題，筆者就曾和亮中老師做過一次有趣的暢談對話。

問（楊）：請問你寫作《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的初衷是什么？

　　答（蕭）：可以這么理解，云南中甸是我的家鄉，我從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學習人類學后，我更是發現這樣的文化形態在西南一帶是一個很普遍的類型，而這又與移民和土著、中央和邊疆政治力量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系。還有，在新時期，這樣一個小村落對全球化的反應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類學的慣例，我照例要選取一個村子做調查，從民族志的角度來以小看大。就我個人來講，我首先是一個當地人，但又有著異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經歷，并經過一定的人類學科班訓練。我想，自己能不能嘗試去跨越“外來者”和“當地人”兩種不同的角色？這種嘗試也包括去跨越外來人類學者和本土人類學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問（楊）：你覺得你做到了嗎？

答（蕭）：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離和客觀化的同時仍然有一種親切感。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參與觀察。參與觀察其實就是一種學文化的過程：調查者要不斷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這樣才會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認為這很容易做到，因為一個調查者進入社區，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生理、價值觀這樣一些變化，而我一直認為這些對我是應該沒有障礙的。

問（楊）：你身上既然流著白、漢、納西不同民族的血液，究竟精神上的歸宿何在？

答（蕭）：情之所系，就在金沙江邊的那方土地。

　 問（楊）：我認為你是在城鄉之間自由地穿行……

　 答（蕭）：可以這樣說吧。但盡管我在語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進入當地社區，但我還是覺出了自己的不適，像價值觀這類東西，我就已經與當地人有了很大的區別，這一點我起初也沒有想到。

問（楊）：你畢竟從金沙江邊走出來一些年頭了。

　 答（蕭）：是吧。我在適應城市的同時也與鄉村發生了一定疏離。所以，我也一直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就拿訪談內容來說，我設計了框架，重點設計了一些很感興趣的問題，但當地的老百姓卻覺得有些問題沒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無法回答；而他們覺得有意思的，我卻又一直在熟視無睹。

　問（楊）：我覺得你還是最大限度地走了進去，對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實描摹。我想這是不是與田野調查的方法有很大的關系？你在書里一直強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似乎有一種學科“準入證”的味道。我想問這里的田野調查有什么具體要求和規范？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各種對文化的探尋方法和田野調查的區別？

答（蕭）：這里有個前提，作為民族志來說，如果我們從“記載”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志”，那就應該是完全真實的，是對地方文化的實錄。但盡管這樣，學術界對人類學作品的真實性爭論還是由來已久，個別人從田野調查資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會受到其他人的質疑。客觀地講，每個人從自己角度出發的研究，其實都先天地帶著自己獨特的視角，這樣的視角表現在作品里，也是對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詮釋，但這樣的詮釋是要能自圓其說的。學者認知文化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但人類學有一套獨特的手段，那就是嚴格要求通過田野調查來獲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調查也被稱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如果是在這個層面說，它被稱為“準入證”也未嘗不可。田野調查有一套嚴謹的規范：包括與被調查對象住在一起，學習、使用他們的語言，參加日常生活，建立社會關系，還要隨時隨地進行單調、費時的觀察記錄。更為苛刻的是，由于調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地方族群進行縝密觀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對調查時限都有著嚴格限制，這就是至少要求調查者在被調查社區度過不少于一個年度周期的生活。

　問（楊）：這樣看來，人類學家與記者采訪和作家文人采風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絕不是走馬觀花，游山玩水似的到處跑來跑去，而是要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來，集中精力應付瑣碎的日常生活。

　答（蕭）：當年就有個叫霍滕斯·波德馬克的人類學家在《陌生人與朋友——一個人類學家的心路歷程》，一書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亞萊蘇島田野調查的故事。她說盡管身體健康，資料收集也越來越多，但實在無法忍受貧乏無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當兩個陪同的人離開時，自己就像獨處的魯濱遜，甚至還沒有仆人“星期五”。確實，田野工作有一點顯得非常絕對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復一日的參與觀察中，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人性與文化。人類學的作品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會不斷地反觀自身，對自己遵循的文化體系提出質疑、修正。這和書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這也可以被視為人類學入世的一種表現。

　　問（楊）：讀《車軸》一書，我覺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對當地“家號”的總結就非常有意思。

　　答（蕭）：家號是我在車軸田野調查中比較得意的一個發現。這要感謝當地幾位非常關鍵的報道人。家號是至今仍在當地民間使用的一種與漢姓、家族不同的認知體系，這方面的研究尚無人觸及。家號對住戶畛別有著明顯的標識作用，這類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個層面與姓氏截然不同。簡單說，家號是一些原生態和直接描摹的沒有經過修飾的標識符號；而姓氏則是經過簡約、抽象化的畛域系統，即便這樣的畛域性也有逐漸模糊的趨勢，就像民諺所說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這樣相反的提法。還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緣群體上，除特殊情況，一般不會因為遷徙或者其他原因改變；而家號相反，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車軸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原住戶遷走后，新到戶往往承襲了原住戶的家號，接著喚作“某某家”。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這種限定發生了變化。這與改土歸流后漢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對傳統家號體系的影響相關。納西族家號是一個綿密而又系統的認知體系，在漢姓進入納西社會之前，社區完全靠這一套系統區分自己與他者。漢文化或者說是姓氏文化和漢人的家族觀念進來后，這一套體系曾有過積極的文化調適。像對早期遷到當地的客籍戶，一定會對他們冠以一個家號，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陳家”這樣的漢姓稱呼。

　 因此，接下來就有大量的“家族襲奪”現象發生。家族襲奪讓家族制與家號系統相互作用，但雙方并沒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結果是一種互補；只是相對來看，家族更為彰顯，而家號則相對隱性一些。襲奪現象讓我們看到父權制的發展對一個地方社區文化習俗的巨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種巨大的但又隱身于日常實踐中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問（楊）：你這里的襲奪概念是從地理學借用過來的。你是怎樣把兩者關聯起來，并提出這樣一個新概念的？

　 答（蕭）：說來有意思。我在車軸村調查了一段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也接觸到了大量的這一類個案。這時我感覺到自己可能會有一個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鎮趕集。石鼓在江邊一帶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張整個長江第一灣的片子。我在對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幾乎是爬到了那一帶最高的一座山頭。我見到金沙江以石鼓為中心，繞一個“Ｖ”字型大拐彎轉而北上。我為長江第一灣的地貌震撼了。這個地貌曾長期被解釋為河流襲奪。有了這樣的意向，我回到車軸后就自然地將家族結構變遷中奪取承祧、財產甚至家號、屋基等有形無形資源的現象與“襲奪”概念聯系到一起。這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襲奪家庭發生了承祧斷裂，它重新續過襲奪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際序列的記憶，而這又與襲奪河和被奪河的特點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將它與河流襲奪的各個概念一一對應起來。很多被襲奪家族消失了，但它們的一些特征會保存在襲奪家族中，形成一種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襲奪發生后，我們可以在斷頭河的河谷形態沉積物中覓見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來，很多調查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問（楊）：讀這本書，覺得文本上同樣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你不斷地穿梭于故事內外，像一位熟知各項情形，深知內幕消息的講解者，向讀者講述著車軸的人和事，平靜的敘述與作者的追問相互交織；滲透字里行間的，是對車軸的人、風俗、土地的真正的親切感，并成功跨越了“外來者”、“當地人”（或外來的人類學家和本土人類學家）各自的研究局限，努力讓文本的撰述在距離化（客觀化）之后仍有親切感，無論是作者或讀者都能共享這種文本的內容。你在作品中也沒有一味地追求標準的論文寫作，也不像時下流行的散寫體，一抒發起感覺來就開始無邊無際。你的書里既有對話、雜感、隨筆，同時也有標準的結論。

　 答（蕭）：我是希望能盡量給予讀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觀的素材，引發讀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體轉換的嘗試，這樣的努力確實還等著讀者們的批評。

　 問（楊）：你把車軸村的變遷概括為自在社區、新邊疆和后革命這樣漸次推進的過程，而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國家、國家和全球化三個不同時期。你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論？

　答（蕭）：在對車軸的歷史進行剖析時，我對改土歸流進行了很細致的考察。這樣的事件，在正史中是從權力中心外延的單維向度來思考。其實改土歸流對西南一地的影響非常巨大，它帶來的文化變遷和文化調適仍然影響到今天的當地族群。對車軸這樣的村落來說，它的影響力恐怕只有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才能與之相比。所以，我從這兩個時間點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變化的不同；從國家力量的介入來觀察，它基本上又與變遷過程有著重合與不重合的地方。改土歸流后，進入一種新邊疆時期的同時基本上也就邁入了國家控制時段；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新邊疆狀態才告結束，但國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續，直到今日在本質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變化。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權力開始進行地方自治的嘗試，這就是車軸村２００１年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另外，與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樣，它同時也開始面臨著全球化的壓力。所以說，從村落來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經開始走向兩極：一端是國家繼續控制，另外一端是對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漸感受。從對村落的觀察、村民的言語里，我們時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車軸這樣邊遠的傳統村落，也已經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種超出國家力量的外部勢力存在并且開始作用……

　問（楊）：在具體的事情上有什么樣的表現呢？

　答（蕭）：具體地講例子很多。像中甸縣對“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對東方、對前工業時代的一種想象。現在，就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也將自己目前的處境與所謂的“國際”、“外國”聯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說，一些替代確實是在悄悄地發生。全球化不是一種想象，而是真真實實的一種力量，并且已經切入到傳統中國所謂的草根社會深處。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他也以通過這種表達獲得他在其中的權力想象，也可以說他會敏銳地利用其中的關系來進行一種類似討價還價的交換。當然，就目前來說，尤其像中國，民族國家的范疇格局確實是抵擋國際上不平等交換的一個屏障，應該說這樣避免了草根社會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壓力。應該說草根社會、民族國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間有一個微妙的關系，并且逐漸抵達互相制衡。但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其實，國家也開始在向基層草根社會讓權，比如車軸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么一個具體的過程。盡管這樣的嘗試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會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像車軸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團體集結的趨勢；但我對這樣的開端仍然非常激賞，有時候，不同利益通過一種程序博弈也是一種公平的游戲，最后的結果會是一個中和各方面意見的雜合體，這也許會更接近民意。通過我對車軸村的追蹤采訪，新的班子確實也在有效地實施一系列工作。確實，這樣的事實也讓我改變了原先對選舉結果的消極觀點。

　問（楊）：但農村還有更多的問題，像車軸這樣位于邊疆，各方面原生態保持更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會與內地同構的。

　答（蕭）：在很多問題上，不管邊疆、內地還是不同的民族，中國的農村具有相當的同質性；當然，像車軸這樣的村子會比內地農村慢半拍，矛盾也會相對弱化一些。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呢？我想歷史終結的一個過程表現——戰爭、革命將不再是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辦法。這不僅僅是因為上面強調的力量懸殊過大，這也與政府權力逐漸縮小，不再像過去一樣幾乎可以毫無顧忌地做各種事情密切相關。

　問（楊）：政府應該與民眾商量，建立一個合理輸導和耗散的機制，但事實呢？

　答（蕭）：事實要復雜得多。就在離車軸不遠的村子，１９９７年由于鉛鋅礦開發導致水資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擁進鄉政府把鄉長捆了。

　問（楊）：比較激烈？這樣的事件在歷史發展中怎樣定位呢？

　答（蕭）：不管歷史最后是“最后的人”還是“共產主義”，它總之是要走向“終結”的。人的活動不同，這個過程也會多種多樣：可能較為平緩，可能通過戰爭、暴力。當然，過程不同，最后的結果也一定會有很大的區別；甚至，這個終結同時就是毀滅。像車軸這樣的小村落，在這樣的過程中它是被徹底侵蝕掉，還是保留自己的獨特性作為一個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預設，如果進程被人為打斷，這個終結過程無疑會增加很多危險性，會走上無法預估的彎路。 

　問（楊）：現在有這樣的危險嗎？

　答（蕭）：我當然做不了一個準確的預計，但我一直在對車軸村做追蹤調查。長江第一灣和虎跳峽的雄渾壯觀曾經為云南“三江并流”成功申請世界遺產起到了關鍵作用。早在2003年7月２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第２７屆世界遺產年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家們一致決定：將中國云南省的“三江并流”列入該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從而使中國列入這一名錄的自然和文化遺產項目達到２９個，而我們車軸村和沿江一帶都包括在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范圍之內；而我聽到的消息卻是：當地正在醞釀虎跳峽大壩的修建，并說已經有了規劃，很快就要上馬。這類信息越講越多，鄉間已經開始有了恐慌。

　問（楊）：這顯然有悖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宗旨，這樣一塊接近原生態的地方，一塊當今世界的梵天凈土!保持它，恰恰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因為金山銀山，畢竟比不過“三江并流”的綠水青山。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解釋？

　答（蕭）：至少我沒有聽到。

　問（楊）：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庫的“經驗”，先不做聲張，不吸引媒體的眼球，暗渡陳倉？

　答（蕭）：在開發的名義下，有時自然遺產的名頭只是一個對外的廣告語。中甸就有這樣的說法：申請“三江并流”搞錯了，現在做什么事都縮手縮腳的，放不開，還談什么發展？另外，１９９７年電力系統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離，能源部撤銷，成立了中國電力總公司。現在公司化向進一步縱深發展，國家電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當然就來到西南圈水圈地，讓大自然成為他們公司的資產。這是一種典型的公司行為。

　問（楊）：完全聽不到政府的聲音？

　答（蕭）：至少目前是這樣。政府應該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包括現在是怎樣一種運作方式，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要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最終決定是否修建大壩的，應該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眾。地方民眾要和電力公司進行平等對話，在知情、沒有壓制和利誘的情況下商談，因為地方民眾在對話中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而現在，他們的聲音一點也聽不到，現在的聲音都是那些受益群體，地方民眾還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沒有參與進來。

　問（楊）：其實商業上以效益為目的的河流開發，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建壩最大的問題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商業行為中，地方民眾這樣的弱勢群體只會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貧困，像云南省漫灣電站建成后，當地群眾并沒有像當地政府承諾的那樣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現實情況是越來越貧困，甚至還不如建壩之前的生活。

  答（蕭）：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現在江邊的老百姓告訴我，已經有人來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積，但還是沒有一個說法。我與當地的一些報道人是經常溝通的，他們很緊張。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應該會知道得多一些，可我一介文弱書生，無職無權，人微言輕，又幫得了什么忙？又能說什么呢？我只能寬慰他們說“相信政府”。

  亮中老師撰寫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它不僅僅帶給我們一份滇西北村落的個案實錄，更向人們展示了亮中老師在民族志撰寫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著當代中國本土民族志的一個全新的實踐方向。　　

　 此書無論從作品撰寫手法、表現方式還是從內容上看，都將為人類學開辟一條更為廣闊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亮中老師對于文字和圖像的深厚駕馭功底，使該書的上述思想和人類學知識點，能通過輕松的筆調和形象化的筆觸及畫面，娓娓道來，可謂妙筆生花。閱讀此書是一種親切的享受，無論是情感交流、知識傳遞、觀點認知都與當地的血脈息息相關，沒有絲毫的距離。相信，此書無論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記得當年在云南民族學院求學期間，在亮中老師的指導下，我初次拜讀學界泰斗林耀華先生的《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時，我曾被他那游筆式的學術寫作方式震懾住了，一種純正地道的人類學思考居然可以用如此自由新異的手法去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后來，又讀林教授高足莊孔韶教授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感到莊教授在繼承林教授傳統的同時，進一步強化和推進了這樣的筆法和思考。如今，在閱讀莊教授得意門生，也就是亮中老師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時，我已經感到自己不僅適應并且欣賞起這樣的表達。亮中老師用他精細、漂亮的文筆為我們展示了令人向往的滇西北一個普通村落的文化面貌，這一切恰恰完美地體現了人類學隊伍中林派學術文章風骨的一脈承續。

生長于金沙江邊的亮中老師，從血脈上當然可以歸于當地的土著，他研究的田野點也是他地道的人類學本土；但從文化層面上講，亮中老師又全然不是一個真實的車軸人，他像一只自由穿行在家鄉和異鄉之間的駿馬，一如他自己所說：“田野調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于是，我開始有意識地描摹這個村落。這片河谷是我的家鄉，我也總是在家鄉和外界之間奔波著。我意識到自己離社區生活不可避免地遠了，盡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轉換了嗎？但不管怎么說，今天我會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復原、構擬車軸村逝去的社區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在《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一書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一直令我記憶猶新，講的是村里的苗家為了強化民族傳統的認同，將在別省苗族聚居區流行的“花山會”移植到了本地。在花山會的歌唱比賽中，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充當主持人，鄉親們組成評委團，而他們很多并非苗族。村里６個民族、４００多戶人家其樂融融、桃花源般的景象讓人神往。但在書的結尾流露出來的憂患意識，卻不得不令人喟嘆，諸如全球化的浪潮無一例外地影響到了這個江邊的村落，外出打工的人也多起來，車軸未來的命運何在？許多接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人，都會像亮中老師一樣看他的本土，但他們中的多數人是把異域當作田野，很少有人像亮中老師那樣既把本土當作田野，又把自己當作本土的看客和外鄉人。這不由得讓我想起費孝通先生和他的《江村經濟》。但車軸不同于江村，車軸人的社會角色和文化身份，與江村也是大異其趣。

   在車軸村，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小型社區。那里有6個民族雜處在一個共同的地盤內，7種民族語言讓當地人成為天然的語言能手，人們自由穿梭在各種習俗和表達方式當中，相信那應該是語言學家研究“皮欽語”（pidginlanguage）的理想場所。盡管納西語一直被視為“本地話”，但使用起來又十分不確定，于是亮中老師便把它描述為“漂失的母語”。讀罷他對這些雜語區的語言承繼和失落的文化分析，確實發人深思、悵懷。在這里，不僅母語是“漂失”的，而且族群的血緣紐帶也常常居于“漂失”狀態。這個民族成員娶了那個民族的女子為妻，那個民族的家戶因為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把閨女嫁給另一個民族。通過姻親關聯，使利益分享，血緣互滲。于是，納西族的“家號”就成為住戶甄別的明顯標識。亮中老師注意到家號不同于姓氏，“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圍繞著家號，我們可以看到車軸如何從一個群龍無首的傳統村落，隨著民族力量的消長起伏而變成地方勢力和國家權力相互扭結的“歷史戲臺”。其中，從古至今的車軸“生命過客”們誰也無法逃離“文化的文法”（culturegrammar）的擺布。不惟如此，中國的其他村落的凡夫俗子，他們不也一樣被文化的“戲法”操縱著么？

歷史讓人變，人們就會相應有許多應變的法子加以調適，于是就有了亮中老師描述給我們的許多“變術”。它也許是鄉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襲奪”的變術，也許是漢夷互化中的各式各樣的文化占有和文化“投降”，這些文化現象頻繁地發生在村落的信仰圈或其他的生活及文化范疇。獨特的《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提供給了我們面對今日全球化不能不著意反思的文化變術的復現。這種變術，從遙遠得看不見面影的時代早已存現在那里，今后我們每個人都會去復蹈它。

    然而，就在《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這本學術專著面世的２００４年２月，云南《迪慶日報》一篇關于虎跳峽電站的文章，卻引起了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和其他一些村民的關注，當亮中老師得知即將修建虎跳峽大壩的消息后，他便開始四處搜集資料，為了捍衛金沙江流域的鄉土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權益，作為文化人類學者的亮中老師便對金沙江流域長期以來多民族共存的文化圖景進行了理性的研究，源自學者的人文關懷使他毅然行動，竭盡所能讓金沙江流域的多樣文化和社區生計免遭大壩淹沒的厄運，挺而走險，竭力奔走呼號，由此開始了亮中老師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四

  位于云南省麗江地區和迪慶藏族自治州境內的金沙江-虎跳峽流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區域之一，同時也是長江第一灣自然景觀的所在地，這里是世界上罕見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區，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在北緯27°30′半附近，有另一個有趣的自然景象，即三江自東向西的江面高度成階梯狀遞減。金沙江江面海拔高2100米，瀾滄江1900米、怒江則僅有1600米。三江在滇西北地區由北向南平行南下，形成了奇特的“三江并流”的壯麗景觀和著名的“帚狀”水系，是地球上奇特的自然現象之一，堪稱江河景觀一絕。

  相傳諸葛亮的“五月渡瀘”和忽必烈的“革囊過江”都選擇這個地方作為渡口。1936年5月，中國革命的先驅賀龍和任弼時等人曾率領紅軍二方面軍，從這里渡江北上，現立有雄偉的紅軍渡口紀念碑，大理石上刻有毛主席的題字“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及長征詩等。除此之外，這一帶還是十多萬藏、納西、傈僳、白、彝、苗、漢族等各族人民沿江世代棲息的家園，從而形成了多民族和諧共生的獨特文化景觀。

   然而，金沙江-虎跳峽流域面臨的危機卻是：車軸村乃至整個金沙江流域，民眾面對突如其來的長江第一灣——虎跳峽流域水壩建設，表現出了極其理智的冷靜對抗。《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的作者，在這樣的時刻，并沒有以價值中立為籍口退避，相反，我卻看到他在為維護金沙江流域的生態和民眾利益而努力地工作著，同時，我們也看到，金沙江邊的人們也向外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一反過去邊疆農民在開發事件中的失語。   

    在我的記憶中，亮中老師一直是健康和充滿活力的，能長期在野外工作，還同歹徒搏斗過，他身上奇妙地混合著儒雅學者和粗糙鄉野的兩種風格，寫作的時候他專心細致，但平時卻是笑呵呵地不拘禮節，對穿著打扮更是大大咧咧滿不在乎。但大概自上大學起，他就一直在透支故鄉健康的自然賦予他的健康身體。記得在其碩士論文后記中他曾提到：“撰寫車軸村新民族史時，我徹夜不眠、盡管腰酸、眼痛和雙手痙攣，但我卻長久地陷入田野的興奮和樂趣中。”后來，亮中老師又為金沙江邊斯土斯民的權益超負荷的四處奔走和撰寫文案，最后像一個戰士一樣仆倒犧牲了。

  亮中老師曾說，希望能對研究對象保持客觀態度的同時，仍然對它有一種親切感。據我所知，一些研究和倡導民主政治的人未必對民主程序有親切感，而亮中老師幸運的是，他太喜歡他所研究的對象了。在田野里尋找民間智慧的過程中，他扎扎實實地從一個人類學學徒向一個獨立的人類學家過渡。當然，在“虎跳峽事件”中，亮中老師有他獨特的情感投射（大壩建起后車軸村將沉入水底），但我們不能據此說亮中老師不客觀，到過亮中老師筆下和鏡頭中的虎跳峽河谷并在10萬土著人煙中穿行過的人，就知道亮中老師的努力是多么的值得。

亮中老師在北京的生活被回到故土的夢纏繞著，而當年他是為追逐另一個夢來到北京，這就是全球視野中的學術與文學之夢，這樣他可以有更渾厚的內力來反觀故鄉。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這兩個夢強烈地交織在一起：像所有的英雄傳奇一樣，他用在外鄉修煉到的本領來捍衛故鄉。

2004年，包括亮中老師在內的一群學者、記者、環保工作者發起了保衛長江第一灣與虎跳峽的活動，要求決策部門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將不可再生的寶貴的自然與人文遺產留給世界，留給子孫后代。亮中老師研究著、也經歷著這樣的全球時代：在金錢和權力嚴重污染之下，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然而亮中老師卻說：在發展主義的影響下，認為任何東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貨幣支付，但金沙江邊的老百姓不這樣認為……他們說：你哪怕用黃金把這條金沙江河谷鋪滿，也換不來這條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換不來我們祖輩棲居的家園！

　 在虎跳峽上游的金沙江，江水自由奔騰咆哮。中國還有多少這樣的江河？人類對自然生態的殘害荼毒，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國家的主權應當得到尊重，而一個和諧自在的自然生態圈或人文生態圈也有它的主權，同樣也應當得到尊重。

　亮中老師不僅是土著社群的代表，也是一條自由奔流的大河的代表。自然界積聚著在人類社會中已被消磨殆盡的遼闊激情與同類間的溫情，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也能給人類以“人文關懷”。

　然而在某些利益團體看來，任何自然與人文資源都可以商業化，都可以在它們饕餮無厭的胃袋中被消化。亮中老師站在他的家鄉和外部世界之間，面對來自外部勢力的野蠻沖撞，他張開雙臂說：我不許你們進來！

  亮中老師和一群關愛家鄉生態發展的有識之士們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公民行動樣本，也提供了一個知識和知識分子“在地化”的典型個案。他們也時刻秉持理性，并不絕對和簡單地“反壩”：在環境影響評價、人文影響評價、經濟影響評價能夠通過的地方，是可以建壩的。他們呼吁的是一個公正合理的公共決策機制。在他們的努力下，“虎跳峽事件”最終成為中國邁向文明進步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公案，這個公案強調：保護弱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保護少數應當成為習慣于大一統的中國的新文明、新禮俗、新典章。正是由于亮中老師等人的四處奔走和積極推動，最終才使得虎跳峽———長江第一灣流域的保護工作，在2004年，通過國內民間環保組織的呼吁行動和媒體報道，躍入公眾視野。

　憑心而論，亮中老師不是狹隘的地方主義者，我所了解的亮中老師有寬闊、率真的胸懷，他關注和尊重許多超越鄉土和族群的事物和價值；但他確乎是一個鄉土主義者：熱愛鄉土、眷戀鄉親、沉迷于發掘鄉土的智慧和價值。其實亮中老師本人也是我們這個社會所稀有和消磨殆盡的一個珍寶，他身上的少數民族氣質、學者氣質和文學氣質，很像從湘西走向世界最后又回到湘西的沈從文。

                                                                             五

   冬天，淡藍色的金沙江水靜靜地流淌著。從德欽縣奔子欄鎮一出來，江水就隨著突兀張開的山形舒緩下來，山坡上，剛剛吸吮了雨露的高山植被吐出新綠，綻開花蕊。虎跳峽前面這265公里悠長的河谷，處處是瓦屋村莊連續不斷，炊煙繚繞，狗歡人笑，一幅人水和諧的江南水鄉風景。

　車軸村就在金沙江的東面。江上掌舵人王澤生是這里的老船公，他在江邊靠擺渡為生，在這里擺渡已經十來年了。他已數不清，義務為亮中老師從外地邀請來的記者和專家們擺了多少回渡。王澤生回憶說：亮中老師2004年6月份，第一次回來調研的時候，就專程去了他家。從王澤生的追憶里，我也深深體會到了，亮中老師對故鄉割舍不斷的濃濃鄉情……

  “表叔，如果搬家，你覺得好不？”坐在火塘邊上，亮中老師雙手恭恭敬敬地抱著膝蓋。他們都是白族，在車軸這樣一些沿江的村落里，不僅有著納西、傈僳、藏、白、彝、苗、漢等多個民族，祖祖輩輩形成的姻親關系也細密地交叉開來，而學民族學人類學的亮中老師總比村里其他年輕人更為謙和，在他寫作《車軸——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志》的時候，他也是這個表叔那個阿奶的一家家地做田野調查。

　 王澤生很明白移民意味著什么？他不能開船了，新買的鐵殼船會賤價賣掉。肥沃的土地也會被淹沒。安靜富足的生活會徹底改變。水電公司會把自己安置到哪里？更是說不清楚的問題。而村民知曉的是，“江邊”的土地“一年糧食三年吃”，歷朝歷代數起來都是最好的地方。

　  表叔數念了一大堆江邊的好處，還說，“江邊的條件好，外地的漂亮姑娘都愛嫁到江邊來，搬了就沒好老婆了”，年輕人當時聽得哈哈大笑。隨后，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于是，這半年多來，每次亮中老師帶著外面的專家和記者到村里來調研采訪，表叔都推辭不肯收大家的擺渡錢。

   當得知即將修建虎跳峽大壩，村莊面臨搬遷的消息后，亮中老師家的鄰居丁常秀大媽傷心的對亮中老師說道：“背靠青山，面對綠水，又是滇西北的糧倉，云南再也找不到這么好的家園了。家園舍不得丟，但要是非要搬遷，我們也要爭取自己的權益。”

   自從得知要搬遷的消息以來，識字不多的丁大媽，一直非常關注電視上國家領導人的表態和國家各項有關民生的政策，比如“三個代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物權法245條規定：切實維護人民承包土地經營權”等，有的甚至具體到某個領導人在某個地方的發言。

  “我是被逼得沒辦法了，不學這些，沒有一個說理的地方，得不到更好的賠償，又找不到更好的家園，我們以后無法立足。”丁大媽無奈地告訴我。

   就在亮中老師即將離開車軸村，返回北京的當天，丁大媽遞給亮中老師幾張寫滿字的信簽紙說：“請你交給上級領導，請政府不要讓水電公司在金沙江上修電站，不要淹了我們老百姓的家。”那是丁大媽寫的情況匯報。因為丁大媽心理很清楚，如果規劃中的金沙江“一庫八級”水電站修起來，滇西北最肥沃的20萬畝良田將沉入水底，包括她一家在內的10萬各族百姓將被迫搬遷，而滇西北卻并沒有多余的土地讓他們居住。

同村的一位縣人大代表告訴亮中老師：“如果不得不移民，我們只好退一步，希望能得到長期的補償，不要只給一次性補償就完了，最好能構建一個移民與水電開發的利益平臺，畢竟我們放棄了這么好的家園。”

   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村里雖然沒有一官半職，卻十分的沉穩、好客、熱情，他經常熱情無私地幫助村里有困難的村民。因此，十分深受村民們的愛戴。他自己考察研究，認為村民養蠶會致富，就積極推動政府倡導此事；當村民因養蠶增加收入以后，他仍舊守著自己的院落和田地，并不居功。他在院子外面的路邊，建了一個黃色的小房子，是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他把家里的私人藏書和媒體朋友們贈送亮中老師的書籍擺放在里面，免費對村民開放。一個普通農民為村民建圖書館，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遇到的。在談到虎跳峽水電站的開發建設時，最令我驚訝的是，作為一個農民，蕭叔叔能說出這樣的話：“這就是強勢群體在蠶實弱勢群體。農民是最低層的，在他們(強勢群體)看來，我們簡直不是人，就是一些廢料。他們就是這樣的法西斯思想，什么人權啊，民生啊，全沒有。《國際歌》說得好：‘世上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現在只有自己靠自己。”

   金沙江河谷的人家，因上天的賜予和自己辛勤的勞作，生活雖不大富大貴，卻優裕自如。多民族的雜居，多文化的交匯，以及對教育的崇尚，使他們在純樸的民風之外，還寬容、豁達、自信而又自斂。其雍容氣度，令人心折。亮中老師能到北京念大學，并成為優秀的學者，想來一定令地處偏遠的父母驕傲，但這種自豪，卻在他們的表情、談話中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們談起亮中老師，就像別人家談自己外出打工的兒子一樣淡然。在外人面前，他們熱情，卻又謙恭。

   亮中老師2004年6月，那一趟的鄉村調研，最早是參加中甸縣（現改為香格里拉縣）的“藏族傳統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研討會”，這個會議是他與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馬建忠共同策劃的。馬建忠是亮中老師當年從中甸一起考上北京讀大學的好朋友。為了協助老友，亮中老師邀請了不少省內外的專家、學者赴會，希望能將虎跳峽流域水電開發對生態的影響列入會議議程。馬建忠眼里的亮中老師，還是當年那個文學青年，在中央民族大學的宿舍熄燈后還賴在走廊里，借著蠟燭或者廁所的燈光寫小說。所以，亮中老師只用了一星期，挑燈夜戰而成的大會論文，讓馬建忠很是驚訝。這篇題為《環境思想的變遷和中甸民間生態觀芻議》的論文深刻而有見地，讓馬建忠這樣的專業環保人士也佩服不已。會后，亮中老師跟一些學者交流得到的建議是，“要行動就得快，一旦決定了，再扳回來就很難，趁現在還有發言的余地。”就是在這次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受亮中老師的感染，開始關注虎跳峽建壩等問題，便在8月與《東方早報》記者陽敏等人親赴虎跳峽。其后，不少學者和記者也紛紛前往虎跳峽、金沙江。《南方周末》著名記者劉鑒強說：“我和同事們一個個像接力棒跟著亮中下去，他在金沙江邊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然而確很少有人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在那段時間，為了促使多位著名學者、記者到流域考察，亮中老師曾義不容辭地充當了當地的向導和聯絡人。在不少記者的報道背后，卻不知凝聚了亮中老師多少心血。在亮中老師生前的工作日記里，曾有不少這樣的記錄：“為××準備大量材料，非常忙。工作到凌晨四點，睡三個多小時又上班；幫××改稿，通宵。”更為可貴的是，亮中老師對水壩關注的視角，已經遠遠超過了虎跳峽——長江第一灣，擴展到了對怒江、三峽等更多流域的關注，進而對中國西南地區瘋狂的“跑馬圈水”運動進行了反思和奔走，亮中老師不啻為知識分子的楷模。

　會議結束后，亮中老師又馬不停蹄回到金沙江邊的家中，和父老鄉親廣泛接觸，踏訪當地有說話權威的老人和一些意見領袖。令他欣慰的是，鄉親們對建壩都堅決抵制，有的甚至表示要進行抗爭。他隨后又回到中甸，和一些老家在江邊的干部、職工交流對水電開發的看法。亮中老師的工作日記提到，一位當地的高官規勸他：如果他還堅持這樣做，恐怕以后連回云南都會很困難。亮中老師寫道：“(我)強調了這是我的義務，強調了民本思想。”在江邊繼續民眾調查的同時，亮中老師開始廣泛聯絡媒體記者。后來，幾名“非常關心家鄉命運”的老鄉在亮中老師等人的努力爭取及推薦之下，有幸參加了“綠色流域”開辦的“水庫移民及流域社區可持續發展培訓班”。結果，金沙江老鄉不僅學習了很多流域治理的知識，還倒過來“給專家們上了課”。

　 讀過大專，后來辭職回家務農的葛全孝代表金沙江老鄉發言說：如果搬遷，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棲息地、道路、水池、廟宇、學校、家族的墳塋、風景名勝之外，我們還會失去“親情、友情、社會關系圈”和“村鎮影響圈”。

村鎮影響圈說的是，“在滇西北這一帶，江邊人是最有面子的，走到哪里都是熟人朋友。”而世世代代形成的親友圈、社會關系則是一筆無形的財富，是鄉村勞動力交換和婚喪嫁娶紅白喜事互相支持的基礎，葛全孝說，“哪家有事情，隨便喊一聲就行了，如果要搬遷，人都打散了，就不能互相幫忙了。”

　 當天晚上，云南大眾流域管理研究與推廣中心主任，于曉剛博士就在電話里告訴亮中老師說，“他們的思想，應該要影響世界水壩委員會的一些決策。”于曉剛認為，發出不同聲音是為了促使水電開發的良治與善治，需要和開發商坐下來談判，需要社會影響和環境影響評價，改善開發機制。于曉剛還認為，亮中老師的身份無法替代，因為他來自村莊，了解這方水土，是老鄉們最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后來，在亮中老師等人的努力爭取之下，葛全孝還戴著大氈帽參加了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首都北京召開的“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在會上，葛全孝積極倡導“原住民參與權”，努力通過“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這個信息交流平臺，傳遞來自金沙江流域社區民眾的聲音。這是中國水壩移民代表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聯合國的會議上發言，更令人吃驚的是，在招待晚宴上，成了“明星人物”的葛全孝竟然和很多省部級官員一起，被主持人邀請到一號嘉賓桌上。隨后，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也被鄉親們推薦去泰國參加“湄公河流域的自然資源與合作機制國際會議”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年會”。媒體評論說，中國農民能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用理性方式進行利益訴求，是“中國農民的第一次”。

  老鄉在國際會議上的講話稿都是亮中老師幫著修改的，開會那段時間，更是每天三四個電話。在“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上，亮中老師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總是把當地百姓的聲音、需要和參與放在首位，總是在問各種社會運動與民生之間的真正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確立？在國際會議上，亮中老師慷慨陳詞的向國際組織振臂呼吁：人類建設水壩的歷史與江河的關系，強調了中國治理大河流域的成功和教訓，解釋了移民生活下降的原因，強調了過去水庫移民的不公正性，指出移民的問題應得到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包括大壩開發商的重視，尤其在大河流域進行水電開發，一定要充分考慮到移民的難度性，越早協調、越早安排才是正確的處理辦法，也越有主動性。其次，亮中老師還一針見血的指出人類文明與大河流域密不可分，大河流域蘊藏的文化及自然遺產非常豐厚，簡述了人類對自然遺產概念的認識不斷提高。亮中老師強調，在對大河流域進行水電開發時，一定要注意及遵守對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具體規定，在籌劃水電開發前，大規模的文化普查就應該先行，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大河流域水電開發與文化保護的協調，避免對文化及自然遺產的粗暴傷害和無法挽回的損失。也正是由于亮中老師的參與策劃，讓來自云南不同流域的原住民代表，參加了水庫移民與可持續發展的研討，并首次在“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發出了“水壩非自愿移民”的心聲，社區的能力建設明顯加強。亮中老師也多次促成多位著名記者與學者到流域考察，讓中國最主流的媒體多次深入報道該流域的多樣文化以及關于建壩的論爭。

說到葛全孝等眾鄉親在國際會議上據理力爭的場景時，亮中老師滿臉的興奮和自豪。在那段時間，亮中老師每次出門總是風塵仆仆，但情緒高昂，對于自己的鄉親和家鄉依然充滿了自豪感和深深的關懷。

　亮中老師曾經在文章中表述過“讓老鄉說話”的好處，“往往水電開發項目討論的只是技術上的可行性，沒有更多地去考慮生態、地質的限制，更何況‘三江并流’地區原住居民的意見和要求……”這其中有一種經過學術訓練后的直覺判斷，“人類學強調從草根出發，尊重民間主體性，相信地方性知識。”所有的這一切，正如亮中老師所言——“我們堅持，這是在寫歷史”。三個月之后，亮中老師卻用生命實現了在這場水電變革中的歷史定格……

因為知曉整個金沙江流域從一個邊遠的自在社區，逐漸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漸進過程，所以，亮中老師一直擔憂著，大壩的建設有可能“直接破壞這一區域原生態。”

  “這一段流域不是三峽，”亮中老師曾經給民間環保組織的朋友解釋說，“三峽經過了幾千年政權的治理，而這一帶過去一直是自在社區狀態，在改土歸流以后才真正進入國家化。這一帶民眾的民族性和自治能力與三峽以至內地是不相同的……”

　亮中老師2004年7月初，回到北京后，就開始馬不停蹄地四處聯系民間環保組織、研究機構和媒體，并兩度陪同一些專家學者和資深媒體記者又再次來到云南流域考察，為中國最主流的媒體多次深入報道流域的多樣文化以及關于建壩的論爭打下了堅實的伏筆。

苛刻地說，出版了兩本專著的亮中老師才剛剛稱得上是學者，但他以本土人士的身份，在推動虎跳峽—長江第一灣流域保護工作上所表現出的能量卻可以用“驚人”來形容。

  2004年7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一個環保圈的記者見面會上，亮中老師和中國民間NGO（非政府組織）——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被譽為“環保斗士”的北京學者馬軍教授，共同做了關于虎跳峽大壩的主題發言，從他們的講述和圖片里，在場的記者們，真切的感受到了當地百姓對未來深深的憂慮和無助。就在那天下午，虎跳峽電站的話題立即躍入了北京民間環保組織和媒體的關注視野。此后，一個由多方人士組成的聯席會開始啟動，并定期交流信息，商量行動方案。大家決定仿效云南怒江的例子，向高層上書，共同起草《停止危險的虎跳峽流域水電開發：留住虎跳峽長江第一灣》的宣言。

　作為人類學學者，亮中老師曾多次在金沙江流域做田野調查，為梳理當地文化多樣性的現狀著力甚多。在民間環保組織為虎跳峽建壩上書高層的時候，亮中老師并自告奮勇攬下了文稿的執筆統籌工作，并負責撰寫宣言里修建虎跳峽和長江第一灣大壩對流域的社會和文化影響這部分。由于這份宣言是要向高層上書，并最終見諸媒體，因此，大家都很慎重，一直未有定論。就在聯席會向高層上書的過程中議而不決的時候，心急如焚的亮中老師則又急切地提醒大家要斷然行動，要趁早有所行動，并提議說要發布一份面向社會公眾的宣言，他的想法是，“希望這份宣言能兼容簽名、網上張貼等作用，同時也能給金沙江的老鄉在各個村莊張貼。”

　 在近兩個月反反復復的修改之后，2004年9月26日上午，9家民間環保組織在京聚集，從避免地質危害、保護生態環境、保存多民族文化和關注移民生存狀態的角度，聯名向媒體和高層呼吁：停止虎跳峽“一庫八級”梯級水電站建設；留住虎跳峽，保護舉世無雙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高原上的“皇冠”——“三江并流”，永遠天天芳華吐露，天天豐采照人，天天驚人眼目！這份聯名信后來向媒體公布以后，多家媒體頓時爭相轉載，超過萬人簽名，使虎跳峽流域水電開發問題成為了當時的社會焦點。這次NGO（非政府組織）的策略聯盟，同時也引起了國內外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2004年年底的一篇新華社電訊稿《民間組織興起折射社會生態變遷》曾經對此給予贊揚說：這是國內“兩起民間組織的杰出表現”之一。

　 但是，沒有署名，隱身在民間組織背后的亮中老師卻疲憊不堪。他個人有思想也有沖動，但卻必須要借助于NGO（非政府組織）來表達。對于一個習慣了寫文章來闡述觀點的學者來說，這是無比痛苦的事情。為此，亮中老師曾在他的工作筆記里寫道：“我沒想到，呼吁書的寫作會如此地疲累，因為要照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就必須不停地改，這其中備嘗艱辛。”

　 這種失語的痛苦一直糾纏著亮中老師，他想說話，想表達。

　 亮中老師原本是想做更多的人類學和近代史研究，他的理想抱負是：通過對西南地區與中央政權的互動，來觀察中國的“民族國家”形成問題。但是，為了寫好《停止危險的虎跳峽流域水電開發：留住虎跳峽長江第一灣》這份宣言，亮中老師的書桌上卻出現了《大壩經濟學》等大量和水庫建設、公共決策相關的書籍。算下來，這半年多，亮中老師獨自寫作和參與修改的關于金沙江流域的文稿就有七八萬字，最后一個月，他手邊正在寫著的學術論文和課題報告也有整整4篇。

　 但是，更大的痛苦還緣于無時不在的憂慮。聯席會的議題時常懸而未決，有次，亮中老師不安地說：“坐在這里討論這些細枝末節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些什么？”

　 那個還在預可行性研究階段，但暗地里卻在悄悄進行施工準備的大壩卻一直壓得亮中老師喘不過氣來。

　馬茜老師告訴我，那段時間，亮中老師經常做同一個惡夢：夢見江水漲上來。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2∶27，發給幾家民間環保組織的電子郵件中，亮中老師說，“多少個夜晚的夢中，我都會看到水流往上漫起來，而最后的結束總是抗爭的場景……對于我來說，我不希望看到這一天。好在，金沙江的民眾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懷著拯救家鄉的心愿，在自發地艱苦地工作著。我想，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與他們緊密配合，給以媒體輿論、人力、物力上的鼎力支持。”就這樣，亮中老師“像一縷陽光、一陣清風”加入到了為保護家鄉、百姓利益和世界自然遺產而熱心奔走的人們中間。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不負眾望發表了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方周末》著名記者劉鑒強的封面文章《虎跳峽緊急》，文章見報后，舉國震驚，使保護虎跳峽成為當時的輿論焦點，國務院領導立即責令有關部門調查水電公司未經批準擅自動工一事。亮中老師和新聞界的記者朋友們的共同努力，使利益集團想偷偷摸摸實施工程的打算落空。其后，國內外媒體空前集中地關注虎跳峽問題，再次使虎跳峽成為繼云南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環保議題。

                                                                              六

  2004年12月，通過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師終于如愿以償的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開始從事他極度熱愛的學術研究和田野調查工作。邊疆中心對人才的錄用十分嚴格認真，重才、尤重德。在公務和研究工作極其繁忙的情況下，邊疆中心主任厲聲教授，還擠出時間同亮中老師接觸、交談，并如實介紹邊疆中心的工作和待遇，以及到社科院工作的利弊情況。“弊”即工資待遇不高、無住房安排和評定職稱困難。但亮中老師都誠懇地表示：一概無要求，只想做他心愛的邊疆民族與社會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工作。厲聲教授被亮中老師的真誠深深感動了，因為在當時，不少學有所成的中青年學者，都不甘心在中國社科院這個“清水衙門”中待下去，而另攀高枝，厲聲教授卻少見這樣一個剛過而立之年、極富朝氣、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一往情深地投奔社科院而來，能選擇清貧與奉獻，義無反顧。亮中老師的舉動，頓時，令邊疆中心的元老們都倍感驕傲和自豪。

  由于工作調動的程序，在正式到邊疆中心上班前夕，亮中老師曾做過一次全面的體檢，一米七六的身體，棒棒的，一點毛病都沒有。然而，令邊疆中心的前輩們意外的是，亮中老師第一次正式上班就請了假，因為他要參加民間環保組織為保護金沙江地質、生態環境和民族文化的科研課題，帶領專家和記者們到金沙江流域調研和采訪。而且他還要為民間環保組織起草和修改文稿，每天都得熬到凌晨兩三點鐘。

  就在亮中老師工作調動期間，一個推心置腹的朋友曾告誡亮中老師：現在做反虎跳峽大壩的事不要太高調，怕社科院注意到，影響工作調動。從來沒考慮過這層關系的亮中老師回到家里，便把這件可憂慮的事告訴了妻子馬茜。馬茜老師說：“你怎么越來越膽小了？以前的勇敢哪兒去了？要是因為這個影響了調動，沒了工作，或是被抓進去了，我養你!”有了妻子的支持，亮中老師便無所懼怕地，全身心投入到了保護鄉民的事業當中……

  2005年1月4日，這是亮中老師從云南考察回來第二次到邊疆中心上班。上午的碰頭會講的是申報課題的事情。會后，亮中老師便熱情地拜訪了邊疆中心其他幾間辦公室的同事。亮中老師繪聲繪色，感染力極強的推薦介紹，加之一沓沓在云南拍攝的照片，讓年長的同事們都有些興奮。當時有的同事還提議要給亮中老師開個專題報告會，讓他專門說說云南大河流域的事。下午他跑了兩個書店購書，又在嚴寒中騎車一個多小時回家，夜里他帶著興奮和疲憊又開始了漫長的寫作……

事實上，亮中老師平時在北京的開銷除了生活，還要供按揭房款，經濟的窘迫在2004年的下半年就益發加重了。因為，亮中老師每次跑云南的大部分花銷不僅要自己承擔，而且他還要掏錢從北京買很多書，刻錄很多資料光盤，源源不斷地寄到江邊老鄉的手里。由于大量聯系外界，家里的座機和手機的電話費也暴漲。更要命的是，處處替別人著想的亮中老師，每次老鄉打電話來，他都要對方掛斷，然后自己再重新撥回去。據馬茜老師回憶時說：2004年她們準備買房子的時候，亮中老師每天下班后就騎著自行車滿城去看工地。他有天回家后跟我說，他在三環路上看見一只大雁了。然后又說了很多小時候在江邊玩的情形。每次回老家，他都會舉著相機趴在江邊的草叢中，拍很多水鳥、老鷹的照片回來。

  自2004年下半年以來，由于亮中老師，兩三次請假回云南進行實地考察，原來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資也被無形的扣減了許多。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亮中老師，他曾輕描淡寫地跟我提起過天天熬夜寫材料的事情，“要在單位做事，又要做虎跳峽的事，時間上還是有點痛苦。”據馬茜老師回憶時說：自從亮中老師關注虎跳峽以來，他每天總是這樣超負荷運轉，他也無力更多兼顧及承擔家庭的責任。最終,“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卻讓曾經生龍活虎的亮中老師走到了生命的極限……

其實我比誰都了解亮中老師，首先他是一個人類學學者，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他、養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亮中老師之所以卷入反對虎跳峽大壩工程的運動，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在理論上對于發展主義是批判的，對于所謂全球化過程、特殊利益集團及某些政府部門的發展策略極為敏感，因為它們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瓦解；一個是他對自己的家鄉有極為深厚的感情，對金沙江流域的人與物有極為親切的理解。在整個運動的過程中，亮中老師不是盲目的，不是僅僅出于道義的熱情；作為一個人類學學者，他勤奮思考，認真地研究情況，仔細地閱讀有關大壩、生態和發展方面的著作、論文。正因為如此，亮中老師在卷入這個運動之時，并沒有僅僅局限于金沙江問題，他后來對發展主義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危機也投以極高的關心。說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確切的，但他的關心和守望的范圍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鄉。亮中老師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質樸和源自這種質樸的行動能力，是一種把對家鄉的熱愛推廣至更廣闊的世界的情懷；這種對于更廣闊的世界的關心不但植根于他對金沙江的愛戀，而且也使他的這種愛戀獲得了更強的力度和深度。

  據亮中老師的父親蕭嘉麟回憶說：2004年12月，亮中回家配合南方一位記者采訪報道時，我倆還是照常清晨到江邊散步，一聊就是一個上午。亮中曾興奮地和我商量，要邀請北京的專家、記者春節來老家做客、與老鄉們聯歡的計劃……

   據亮中老師的母親孫玉群回憶說：2004年12月，就在亮中老師即將從家鄉返回北京的當天晚上，我曾擔心地問他：“你做這些事情，開發商會不會盯上你？會不會找人報復你？”他回答說：“北京的朋友都敢于站出來質問開發商，為江邊１０萬農民獻出生命我都不怕！”果然沒過多久，亮中老師便累倒在了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征途上，卻再也沒有起來……

   當亮中老師最后一次從云南老家回北京的時候，臨走前一天，他到他阿媽的房間里，悄悄要了2000元做路費。這是亮中老師工作10年來，第一次向家里開口要錢。

   據亮中老師的表叔王澤生回憶說：我最后一次為亮中擺渡時，他曾抱著我一字一句地說：“表叔，我走了。”

　　

                                                                                七

  2005年1月5日凌晨4時許，窗外大雪紛飛，在首都北京廣安門大街的一個簡陋的筒子樓里，年輕的亮中老師猝然去世，走完了他32年執著而奉獻的生命歷程。

2005年1月6日下午，當我接到亮中老師的弟弟蕭亮東打來的電話，得知亮中老師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時，我的心情更是萬分沉重，無法再多說什么了……惟祈亮中老師一路走好……

 據馬茜老師回憶時說：亮中老師上床休息的時候，朦朧中我還順口問了一句，“寫完了嗎？”他還嘟噥說，“寫完了”。

　 再過一陣，熟睡中的馬茜老師卻被枕邊異常急促的喘氣聲驚醒了，她原以為是亮中老師在打呼嚕或者夢魘，就伸手去搖他，卻聽到他在喊：“我疼，我疼……”馬茜老師跳下床，摁亮燈，只看見他正張著嘴，挺著胸膛使勁大口大口地喘氣。5分鐘后，32歲的亮中老師便離開了人世，以一種太過匆忙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

此時，黎明已經在首都北京城市的上空靜靜地鋪開了……

  當人們追問這個年輕的人類學者離去的原因時，才猛然發現：原來是長時間的過度勞累工作，和郁結在心底的焦慮與壓力等諸多原因，累垮了這位年僅32歲的年輕人。

   亮中老師的電腦真實地記錄和顯示了他生前最后幾天的工作情況：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時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時36分；1月2日，工作到22時32分；1月3日，工作到23時53分；

   1月4日，也就是亮中老師生前的最后24小時，他還坐在電腦前工作。從文檔的時間記錄上看，他先修改了一篇學術文章，然后又往外發了幾封電子郵件。那晚，一直沒放棄文學夢想的亮中老師還寫下了這樣一首詩，《一只雁在三環上努力飛翔》。“人流如織的三環/一只雁距離地面不到二十米/由西向東，努力飛翔……/先往西，再往東/然后可以拐向南/經過一條更寬闊的大路就進入原野……/三環永遠那么紛紛擾擾/但雁懷念這段旅程底下的人流/井然而又有序/他們與雁恍若隔世/但卻是雁飛行時的伴。”最后，他的電腦“關機”時間是凌晨3時07分。據悉，就在亮中老師去世的前幾天，他還在為包括《南風窗》在內的媒體修改關于保護金沙江的稿件。

    作為一名出生在云南金沙江邊的年輕人類學者，亮中老師生前半年多的時間里，一直在為“金沙江虎跳峽——長江第一灣流域”的保護工作四處奔走。他試圖通過NGO（非政府組織）環境保護團體以及各種媒體向社會呼吁，從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多民族文化和關注移民生存狀態的角度出發，停止虎跳峽“一庫八級”梯級水電站的開發建設。為了捍衛這個村落，以及金沙江流域這片鄉土社會和人民的權益，亮中老師把生死置之度外，幾赴金沙江，到各處做調研、搜集資料，一回到家就半夜半夜讀書、寫調研報告，力圖用他的熱情和堅韌來影響社會公眾。然而，勤奮和艱苦的生活環境卻損害了他的健康，體力的勞累和極度的焦慮卻最終襲倒了他。而他，卻仗著自己身體好，絲毫沒有注意到隨著精力的投入，成果的出爐，死神也在步步逼近。

  “我太累了，我恨不得有一塊石頭掉下來把我砸死，我太累太累了，我覺得砸死了也就不會再累了。”亮中老師的弟弟蕭亮東，回憶哥哥2004年12月，最后一次回家鄉調研時曾經的一次感慨時說。

  “太累太累”的亮中老師最終被壓垮了，長時間的過量工作，郁結在心底難以言表的工作壓力與焦慮，讓這位兩個月前身體還是“棒棒”的年輕人，在一個晨光馬上就要在城市上空鋪開的黎明前夕猛然猝死……

   他被“累死”了，或者，他“過勞死”了。

   逝世于2005年1月的亮中老師不是當月惟一一位“過勞而死”的中青年學者。據當時的主流媒體反饋的信息表明：2005年1月22日晚，清華大學電機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講師焦連偉突然發病，最終經醫院搶救無效去世。醫生診斷的死因是：突發性心臟驟停，導致心肌梗塞死亡。他的親屬與同事都稱，生前焦連偉從未表現出任何心臟病癥狀。

   四天后的26日中午，清華大學46歲的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煥因肺腺癌不治去世。醫生的診斷稱，繁重的工作壓力不僅使他錯過了治療癌癥的最佳時機，還使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

   3個月后的上海，中國著名畫家陳逸飛在上海猝然病逝，享年60歲。主治醫師說，陳逸飛本來就有肝病，而生前他為自己電影《理發師》的過度忙碌使他的肝病加重，引發了包括肝功能衰竭等一系列并發癥，最終在2005年4月10日晚病逝于上海華山醫院。　

   短短幾個月，接連發生的中青年精英猝死事件，使社會猛然發現“累死我了”――這句人們說了多年的口頭禪，重點突然從以前的“累”字變成了現在的“死”字。這句口頭禪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過勞死”，也開始闖入了正處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人的視野。

  亮中老師也就成為了，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以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注冊成員當中，有史以來工作時間最短的一員。

                                                                 八

  2005年1月5日下午，亮中老師生前的好友們，聚集在其母校——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樓為亮中老師舉行了追思會。本來可容納六七十人的會議室，卻被擠得滿滿的，中央和北京各大媒體、報刊、學校、機關、環保組織以至云南、內蒙古各地趕來的與會者們，共同傾訴著對這位年輕學者的沉痛懷念，有的泣不成聲。追思會從下午14點一直開到18點，人們望著大屏幕上“永遠的蕭亮中”橫標大字，和亮中老師站在金沙江岸邊山崗上，張開雙臂擁抱大地的照片，久久不愿離去……

   2005年１月１０日，在首都北京八寶山菊廳告別會上，一遍遍地播放著中國唯一職業生態攝影師，著名環保衛士——奚志農的妻子史立紅女士連夜趕制的關于亮中老師生前的短片，那是史立紅女士2004年１２月拍下的鏡頭：畫面中的亮中老師站在高山之巔，背對金沙江急切地說：“在發展主義的影響下，認為任何東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貨幣支付，但金沙江邊的老百姓不這樣認為……他們說：你哪怕用黃金把這條金沙江河谷鋪滿，也換不來這條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換不來我們的家園！”亮中老師一遍又一遍地，在史立紅女士連夜趕制的短片里，對著前來送別自己的人們說著上面的話。前來吊唁亮中老師的親朋好友們，個個都是悲痛萬分，《南方周末》著名記者向郢在朋友們的攙扶下，仍然止不住淚水，令在場的每個人也不禁為之動容。

  2005年1月12日，當亮中老師的骨灰從首都北京護送到了老家江邊時，在江邊，老船公王澤生一邊掌舵，一邊怔怔地看著來人手里捧著的骨灰盒，悲戚的對來者說道：“就在20天前，這個年輕人才坐船過了江，回了北京，誰也沒想到，他竟這么快就回來了，以這樣的方式……”

   金沙江邊吾竹村的村民彭應全回憶時說道：“當天好多村的老鄉們，從上午11點一直等到下午2點過，才等來了亮中回家的靈車。車軸村的鄉親們都站在村口等他”——我只能從彭應全的敘述中想象當時的場景。后來從拍攝的現場錄像中，我看到了亮中老師的妻子——馬茜老師正捧著遺像往村里走，畫面中的馬茜老師秀麗、蒼白的臉龐，纖弱的身軀，美麗的眼睛眼神空洞，顯得楚楚可憐，她還完全沒有從這個過于突然的打擊中回過神來。鄉親們站在大樹下，一位大嫂追上來，用手輕輕撫摸亮中老師的遺像，痛哭失聲……

   彭應全傷心的告訴我：“一想到祖祖輩輩留下的田地可能會被大壩淹沒，心里就說不出的難受！多虧了亮中老師的努力和媒體記者們的報道，我們才知道了修壩的一點內情。這就像是對我們快要淹沒的人伸出了一只援助之手！”

   2005年1月13日，就在為亮中老師舉行葬禮的當天,附近村落，很多不相識的人也抬著柏樹枝扎成的花圈來了。原本寬敞的蕭家大院，卻坐滿了從遠鄉近鄰趕來的6００多位村民，他們中有的是來自金沙江以西的鄉鎮上的農民，就在他們自發包車前來吊唁亮中老師時，手無縛雞之力的村民們，曾一度受到了當地派出所的阻攔和威脅，張貼的訃告也被撕毀了，帶頭的村民們憤怒的沖著派出所的干警們說：“蕭亮中是為保護金沙江的老百姓獻出生命的！保得一寸土，留與子孫耕！這‘耕’字也是‘根’字，世世代代耕種的良田不能在我們手上給賣了呀！蕭亮中是當之無愧的金沙江之子，我們金沙江兩岸的老百姓感謝他！就算剩下我一個人也要來！”結果，當場就有不少和亮中老師素昧平生的人也趕來吊唁了。蕭家大院被送靈的人流塞得水泄不通，哭聲響成一片。很多老人牽過小孩子，一起給亮中老師磕頭。按照江邊的習俗，年輕人去世，老人是絕對不磕頭的。這幾百年來，江邊還從沒有哪個年輕人享受如此隆重的禮儀。

  蕭家的山墻上，貼滿了一長排追憶亮中老師的悼文。亮中老師的人類學碩士導師莊孔韶教授寫道：“他剛正不阿，帶著他的理想和憧憬為鄉土社會和人民的權益奔走，是我的學生中的智勇雙全者。”和亮中老師交淺言深的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熊蕾女士在悼文里寫道：“有不甘書齋寂寞而入世的學問人，傍的是腰纏萬貫的大款和富翁，而你，卻始終和自己無財無勢的父老鄉親血脈相連，休戚與共，聲氣相關，是為所謂弱勢群體的權益奔走呼號。”亮中老師家北面堂屋的兩壁，貼滿了媒體記者們撰寫的關于虎跳峽建壩的相關報道，亮中老師的弟弟蕭亮東說：“我們要貼下去，一直到勝利為止！”而今，堂屋已成靈堂，這些報紙仍然在陪著亮中老師。

  院子里的電視機還在循環的播放著北京告別儀式時制作的錄像。11點43分，悼念儀式正式開始。發言者依次走上擺滿花圈和挽聯的靈堂。車軸村的代表在臺上泣不成聲，坐在臺下的老鄉們不少也在抽泣。在亮中老師去逝前，幾乎天天和他進行電話溝通的吾竹村村民葛全孝含淚念完了他的悼詞。是亮中老師推薦他和其他三位村民參加了云南“綠色流域”組織的培訓班，3個月之后，葛全孝在首都北京召開的“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上，雄辯地發出了水壩非自愿移民的心聲。葛全孝回憶說：亮中老師生前反復對他說過，淹沒土地是永失家園，比戰爭還要可怕。如果老鄉們夢想談條件，就會給開發商誘之以利的可乘之機！

  在追悼儀式的間歇，村民們把從首都北京趕來，參加亮中老師葬禮活動的，新華社中國特稿社著名記者林谷先生，從北京同來的“野性中國”工作室制片人史立紅女士團團圍住，紛紛表達起各自的心聲……

  “大壩把田地都淹了，我們拿什么奔小康？多少代人都活過來了，現在到了生死關頭！”村民們激動的對記者說道。

“國家都在說扶貧，有的人還在人為制造災難。中央的話不聽，群眾的疾苦不管，讓我們往后面搬，去山頭上住怎么活？吃啥子？去喝西北風？”村民們激動的對記者說道。

　　一位退休中學教師不緊不慢地說：“既然有人號稱為百姓謀福利，為什么具體的計劃安排不讓我們曉得？還是多虧亮中他們找來了世界水壩委員會的文件和國內的新聞報道。中央都在說科學決策，可持續發展，生態、環保等一系列內容都要保證，為什么要這樣急急忙忙上馬？想把我們都蒙在鼓里？”

　　這種情景，對史立紅女士已不在陌生。就在2004年12月初，史立紅女士在亮中老師的陪同下來到了江邊。她想以職業的冷靜與客觀來記錄老鄉的真實想法，杜絕任何可能的渲染。在山道上，在渡口邊，在集市里，她把鏡頭對準了最普通的老鄉們。車軸村的一個白族婦女李桂清主動走向鏡頭，拉著史立紅女士說自己的家鄉一年的糧食收成夠吃三年，大家把肉都隨便當菜吃。吾竹村的和桂芝感嘆說：“如果在我們這代人手里賣了土地，對子孫后代就成了罪人！”

  史立紅女士在片中拍下的亮中老師唯一的鏡頭，就是他站在高山之巔，背對金沙江，對著鏡頭侃侃而談的那段鼓舞人心的話語：“現在在發展主義的影響下，認為任何東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貨幣支付，但這里的金沙江老百姓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這塊土地是可持續發展的，可以世世代代使用來滿足非常安逸的生活……我見到了他們的呼吁書。他們說：你哪怕用黃金把這條金沙江河谷鋪滿，也換不來這條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換不來我們的家園!”

   出殯時間是在當天下午五點雞時。亮中老師被鄉親們安葬在村背后的椅子山山腳下，從墳塋的位置上望出去，看得見山腳下清澈的金沙江和車軸村魚鱗一樣的屋頂。

葬禮后的第二天，是圓墳，立山神。墳塋周圍的縫隙先用碎石頭塞了，然后用灰漿勾縫。墳頭上的土沒有封。亮中老師的二弟蕭亮東說，這是江邊的習俗，“墳頭土要見天”。

亮中老師的三弟蕭亮遠，則在墳頭后面5米遠的山崗上，端端正正地給大哥立了個新“山神”。這是江邊蕭家第8代的第一座新墳。坑里預先撒了一些米、茶葉、鹽巴和黃豆，還放了一個寫著“本祖山神”“備錢幾千貫買葬亡人”的雞蛋。這是一個人類學者熟悉并喜歡的方式。

就在亮中老師的葬禮舉行后不久，金沙江邊的老百姓們，在風景旖旎的金沙江畔，自發的湊錢在江邊為他豎起了一塊石碑，上面寫了五個大字：“金沙江之子”。

   亮中老師去世后，《南方周末》副主編陳明洋先生這樣評價亮中老師：“(亮中)這樣的人往往聽到了來自歷史深處或內心深處的某種召喚，將自己的命運同人類、同世界聯系起來，從而具有使命感，他們往往有可能對人類做出獨特的貢獻。”但是，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貢獻有了端倪，但遠未充分展開。”

　直到亮中老師去世后，前去吊唁的親朋好友們誰都沒有想到：一個公認的家族的、民族的驕傲，寫出了那么多有價值的作品，發表了那么多新穎的創建的年輕學者；一個只做實事，重行動，不做表面文章，不尚空談的年輕學者，竟然會住在一個貧民窟里，過著窮困寒磣的生活？

我知道，像亮中老師這樣貧困的青年并不鮮見。很多年輕人放棄了優渥從容的生活環境，放棄了金錢和別的方面的滿足，為了自己心愛的事業，過得都非常艱苦。可是苦到像亮中老師這個地步，勤奮到像亮中老師這個地步的，卻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也難以承受的，只能說亮中老師在某些方面，可以說很貧窮，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智慧、學識和見解，留給大家的財富，又可以說是很富裕的。尤其是他那么年輕，就獲得了和一條偉大河流共命運的意義，在眾多英年早逝的學者當中，卻是非常罕見的。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有德好學如此，貧困寒蹇如此，初試啼聲而夭折如此——斯人而有斯疾矣，時也，命也，運也？也許真正是“宜其然哉”。

   窗外，燈火次第，滿天星斗在靜靜閃爍，是典型的鄉村夜景，安穩而美麗。夜色里，只有山風沉醉在夢中。而我卻感到有一陣陣說不出來的、沉重堅硬的東西，在心里打著結，令我久久揮之不去……

                                                                             九

   2009年6月11日，就在金沙江之子——蕭亮中老師，去世后的第五年的上半年，環保部終于通報了云南中甸金沙江流域，這兩家大型國企環境違法行為的處罰決定：水電站未獲審批開始截流，環保部稱：由于“嚴重違反國家產業政策、發展規劃和環境保護準入條件”，決定“從即日起在完成科學論證和各項整改措施前，暫停審批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項目、華能集團和華電集團(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項目外)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

　這意味著，上述企業和地區的相關項目在“停批令”內均不得上馬。

　據環保部新聞發言人陶德田介紹：云南華電魯地拉水電有限公司、華能龍開口水電有限公司，未經環評審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設華電魯地拉水電站和華能龍開口水電站，并已開始截流。水電項目一旦“環保缺失”，會對上下游生態及社會生活產生不利影響。陶德田還說：上述兩處水電站擅自截流，對減小水電建設環境影響極為不利。環保部同時表示：對規劃的龍頭水庫和虎跳峽河段的開發方式與相應的環境影響，也需要深入研究。

　對于華能華電遭停批罰單，陶德田表示：此舉將警示擁有眾多“兩高一資”建設項目的大型企業集團，加強環境管理，履行環保責任。

　環保部環評司發言人還說：中國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要杜絕大小公司“跑馬圈水”、“遍地開花”現象。而“西南地區“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生態保護壓力最大、地質災害最頻繁”，開發工作必須嚴格做好環評環保。

  環保部最終作出這個決定，我推測確實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華能、華電作為電力企業，其深厚的背景很難讓別人對其產生影響。首先，兩家集團都是國企，而且是電力行業舉足輕重的領軍企業，素有“電老虎”之稱，誰都不敢去碰！在中國經濟建設中，一直充當“先行官”角色的電力企業，要上馬新項目，臺面上的理由很充分，對經濟提速有幫助，而且意義不僅僅限于經濟；其二，兩家集團都是A股上市公司，雄厚的資金實力使他們有能力做好任何前期的準備工作；其三，社會(包括股票投資者)也對這兩家企業非常關注。

但是，以上三個因素都沒有對環保部作出暫停審批決定產生阻礙。環保部對其暫停審批作出了堅決的、明確的決定，并且在第一時間向新聞界和社會進行了通報。筆者認為，環保部對華能、華電項目的處理，具有極強的象征意義，具有力度很大的敲山震虎的作用！這個決定向中國社會宣布，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宣布，在中國：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矛盾時，環保將有可能受到優先重視。今后，對經濟發展有利，但又對環保產生破壞的項目，有可能將暫停上馬、不予審批。這是一個好的兆頭。

  長久以來，筆者一直在思考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這個思考范圍從時間跨度上說很長，遠至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封建社會，從我們相對比較了解的清朝，再到新中國成立前那段40多年的歷史，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中國的60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以1978年為分界線。近十幾年來，環境保護被提到以往沒有過的高度，受到的關注非同尋常，最直觀的表現是政府領導的環保機構，從國家環保局到國家環保總局再到環境保護部，逐級升格。這說明什么？一方面是說明國家與公眾開始重視環境，另一方面是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而環境被破壞的同時又是經濟大幅度增長的好時機。這就產生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即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孰輕孰重，二者能否并存共榮？在開發水電的同時，是否就意味著要以犧牲文化遺產與自然生態為代價？在水電開發的決策過程中，與之休戚相關的原住民究竟能否發出聲音？中央要求保障的農民“四權”(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在水電開發中能否實現？水電開發如何體現中央提倡的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這些敏感的討論讓很多人坐言起行，用實際行動在這些關乎國家民生的命題面前慎重作答。而亮中老師僅以一介書生，奮然而成一位堅定的行動者，最終以付出生命的代價，感召著更多的行動者參與到了保護大河流域文化與自然多樣性、保護社區生計的事業中來…… 

  通過與現實狀況結合，筆者思考的結論是：環境保護最終將讓位于經濟發展，二者不僅不能并存共榮，反而會愈加對立，矛盾會愈演愈烈，因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欲望大大強于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在主觀愿望上是存在的，但客觀上與經濟發展相比，就脆弱得不堪一擊。如今江河湖海的水質，大城市的環境，全國各地開發區房地產商的瘋狂圈地，哪一個不對環境構成威脅!但這些客觀因素的變化發展，都能給GDP增長帶來喜訊，誰還顧得上環境。只要我的GDP上去，只要我的企業有利可圖，只要我的生意有錢可賺，環境便會毫無疑問的被拋至腦后。

環保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也是一個世界的難題。既有氣候變化、全球變暖、干旱、地震頻繁等自然因素，也有發展欲望無止境的人為因素。國家環保部此次拿華能、華電水利開發建設項目開刀，或許只是一個開始，也許后面的故事將會更精彩……

  然而，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很高興看到中央政府明確表明對違法水電工程的態度，這是政府、受大壩影響的居民、環境保護工作者、媒體記者共同努力的結果。此舉，是中央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果，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中繼續走科學發展之路的信心和決心。

　 然而，在規范水電開發建設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環保部門此次披露的并非是金沙江中游非法建設項目的全部，因為2004年，“一庫八級”中的金安橋水電站第一個未批先建，盡管被媒體披露報道后，國家有關部門進行了追查，但今天，金安橋大壩已高高豎在那里，一切俱備，只等開機發電了。

　 在這八年間，除了受到環保部門點名批評的魯地拉水電站和龍開口水電站外，其它電站也并非坐以待斃。就在2011年3月28日，昆明《春城晚報》發表了《金安橋水電站發電啦》的封面文章，報道稱：歷時8年的開發建設，由漢能控股金安橋水電站發電慶典儀式在麗江舉行，這標志著由漢能控股集團投資建設的總裝機240萬千瓦的金沙江金安橋水電站正式投產發電，建成后的金安橋水電站，將大大促進麗江乃至整個云南的區域經濟發展……

  許多水電站的投資開發商，占著自身背景深厚，“后臺”硬、有“靠山”，經濟條件優越，財大氣粗，往往都是未批先建，目的是“將生米做成熟飯”，最后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他們認為最嚴重的后果不過是“先上車，再補票”，就像金安橋水電站一樣。最為嚴重的問題是，金沙江中游水電梯級開發還沒得到整體批準，尤其是承擔調節功能的虎跳峽電站爭議很大，在虎跳峽龍頭水庫未定的情況下，自下游往上推進的單個項目不斷未批先建，此舉意在倒逼“一庫八級”和虎跳峽電站被迫上馬。

  我知道，云南中甸長江第一灣，曾因虎跳峽一庫八級電站的開發修建，曾一度牽動了那么多關愛自然、關愛長江的人。這其中包括上至國家總理，下至江邊的父老鄉親，同時也包括了像亮中老師那樣英年早逝的青年學者。環保部門能夠順應歷史潮流，審時度勢,充分發揮監督職能作用,暫停審批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建設項目的行動是值得肯定,值得表揚和鼓勵的，但如何遏制“先上車，再補票”現象，有始有終地保護好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保護好這一世界自然遺產地區，保護好10萬少數民族的家園和豐庶的滇西北“糧倉”，卻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不是你我就能處理和解決得了的民生問題，它是牽涉到國泰民安的一項艱巨的民生工程。這項工程建設的好與壞，直接關呼著群眾的前途和命運，關呼著一個地區甚至是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國家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發展、邊疆的穩定、民族的團結，作為地球的子民，我們沒有理由回避，更沒有理由熟視無睹，視而不見。人類母親河能否繼續健康自由的流淌，她還在急切的期待著更多有良知，有道義，有愛心，有奉獻精神的人士們的關注及呵護……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