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天，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中都出現了這樣的畫面：某市某中學高三畢業班的課堂里幾十個學生，一邊掛著吊瓶打點滴，一邊在為即將來臨的高考作最后的“沖刺”。真還有點“壯士一去兮”的悲壯意味。聽了口播，才知道是望子成龍的家長們在給自己的孩子惡補氨基酸。開始是讓人驚詫，繼而像誤進了醫院的急診室讓人有點想嘔吐。
    孩子們真可憐，從上小學就背上了世界上最沉重的小學生書包，同時也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年復一年，被家長和學校聯手強化塑造成了一臺應試的機器，失去了自我。考試就是一切，考上大學就是人生的唯一目標。
    “十年苦讀”，成敗就在六月上旬的這三天了。寢食難安的家長要臨陣“給力”，于是想到了氨基酸，殷殷之心，周到入微啊！
    據媒體報道，“備考”的成本是與年俱增，成倍翻番的，才恢復高考的七十年代，一碗綠豆湯，一個練習本5毛錢足矣。到了去年，什么一對一的補課費，復習資料費，營養食補費，校周租房費和考試那三天的賓館單間費就要花掉40000元。即使是“小康人家”，這筆錢也不是輕易得來的。為之付出的社會成本就更無法統計。一個人的高考，早已是一家人的高考，也事實上成了全社會的高考。紅頭文件的要求越來越細，細到提醒考生要帶什么樣的鉛筆；“護考”的措施越來越多，多到監考教師不得穿鮮艷色采的衣服；動員社會之面越來越廣，廣到電視、廣播和各種媒體早早的就把全社會帶引進入了“全民高考”的語境。為高考動用社會資源之多，出動政府部門之眾，堪稱世界之最，儼然是在打一場全社會動員的“人民戰爭”，仿佛世界上的事，唯此為重，唯此為大。重大到一切“讓路高考”，連飛機到時也要臨時改道；一切“服務高考”，連急救中心還要進入應急狀態；一切“服從高考”，工地停工，汽車禁鳴，恨不能讓小鳥也停止歌唱。
    六月的這三天，考生繃緊了每個細胞，家長親屬忐忑不安，政府小心翼翼，全社會好象都屏住呼吸在等待什么，集體患上了“高考焦慮癥”。
    一場本應是平常事的大學錄取新生的考試，何以被弄得如此滯重？
    在這片大地上延續了近兩千年的“科舉制度”雖然早已被歷史拋棄，但它所形成的集體人格烙印，卻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惟有讀書高”的思維和事實上“一考定終生”的制度安排，使現時的高考仿佛成了天堂和地獄的岔路口，正像有句名言說的，“有一點不同，就有無窮的不同”；又像一場賭局，人生的成敗像賭注一樣就押在這三天上了。茲事之大，政府怎能不高度重視，社會怎能不高度關注，考生全家怎能不高度緊張？
    鋪滿鮮花的路，未必就通向天堂。那些從小失去了自我的孩子，在“被”考上大學后，多半又會把起點當作目標，從此精神和身體徹底松弛下來，進入一個放任自我的“自由王國”，無所事事的等待著一張文憑，興許以后就是一名“啃老族”。或者是沿襲著“考試機器”的慣性，死記硬背四年，以優異的考試成績大學畢業，然后會榨干剩下來的四十年，去印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悖論。
    布滿荊棘的路，終究會見到光明。因為要通過它，就需要披荊斬棘，靠的是一往直前的勇氣，自立自強的精神，辨別方向的智慧和排出障礙的能力。著名學者徐 賁就曾是一個這種高考的“落榜生”，曾自嘲是“教育的廢品”，他意味深長的說：“如果我是教育優等生，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徐 賁的成功，絕非一例孤證。徐 賁們是“教育的廢品”，卻是社會的“精品”，這真發人深省。去年，寧夏的一名高考落榜生，被哈佛大學錄取了，原因是這位姓揚的學生花了很多精力建立一個非政府組織，支援西部教育。哈佛方面解釋說：“我們需要將來能改變世界的人”。我們的大學，還有我們的名牌大學和世界名校的區別，也許就在錄取學生的標準，培養人才的方法和辦學方向上。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問得國人心痛。在現行教育體制下，我們的學校自然會只顧“教書”，不顧“育人；教育一經嬗變成一種“產業”，整個教育資源也就轉化成產業資本，而資本注定是要逐利的。于是，學生被物化成了批量生產的“產品”，產業鏈在不斷加長，還臨時承接一些“短線產品”，再加之交易的不公平，學校的“利潤”滾滾而來。這個“產業”倒是蠻興旺了，只是總也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讓錢老和國人揪心。
    什么時候我們的高考回歸尋常，社會不再為之沉重；什么時候徐 賁們這樣的社會精英不再為自己是“（現行教育制度下）教育的廢品”感到慶幸；什么時候寧夏那位姓揚的“落榜生”不再被自己國家的大學拒之門外；什么時候我們的學校能真正擔當起培養具有獨立人格、創新精神的現代公民之重任，我們的教育才算“及格”，我們的社會也就會更加和諧、成熟。

                                           劉 少 峰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