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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陶淵明，大家都不會感到十分陌生。尤其是他的田園詩，寫得清新優美，表現了他那高潔的志趣、耿介的品格和對淳樸田園生活的向往，讀起來感到親切自然，富有韻味。
　　記得，我在故鄉念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過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等等。后來，我參加了工作，平時閑暇之余，也找來陶公的田園詩讀一讀，倍受教育和鼓舞。
　　陶淵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之一，曾對后來發生過廣泛的影響。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名將，曾任大司馬，祖父和父親都只是地方官，到陶淵明時，家道已經中落，生活已較貧困。為生活所迫，他先后三次出仕，做過祭酒、參軍和縣令等職四、五年。當時，在那個門閥統治的社會里，他的處境是很難在仕途上求得發展的。加之中年喪事屢發，又遭火災，“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生活的確困苦。由于他看不慣當時政治的劣卑和腐敗，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所以，他每次出仕不久就歸隱，寧愿在家種田，也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他四十一歲這年，憤然辭去彭澤（今江西湖口縣東三十里）縣令后，隱居家鄉，一直過著躬耕田園和飲酒作詩的生活。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卒，享年六十三歲。
　　陶淵明生活在東晉南北朝易代之際，經歷了一系列政治的紛擾。他早年本來并不像后來那樣消極的，在《擬古》詩云：“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游”。《雜詩》中也寫道：“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頗具“大濟蒼生”的抱負。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對陶淵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然而，陶淵明生活的晉宋之際，正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而統治階級又極為腐朽的黑暗時代，他因看不慣官場的腐敗黑暗，不愿與這些人為伍，便選擇了退隱歸耕的道路。
　　陶淵明的詩歌具有濃郁的田園風味，正是因為他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經歷過的田園生活，并且參加了“躬耕”的實際勞動，遂使得他的詩,也有了與當時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鮮真實的內容。他的《歸園田居》詩，是他辭官歸隱的第二年寫作的，這些詩都直接取材于農村日常生活，內容真切，感情深厚，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風格。作品揭示了社會的黑暗和污濁，表現了高潔的志趣，耿介的品格和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向往。“豈期過滿腹，但愿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鹿浠以應陽。”可見他對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他也反對那種不勞動而坐享其成的生活。這種種情形,就使得他與當時一般士族文人的生活間有了一定的距離，而和農民之間倒有了“共話桑麻”的可能性。在他開始躬耕的時候，他還可以“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其主要的用意似乎還在“庶無異患干”；到后來便“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了。到晚年“舊谷既沒，新谷末登”的時候，更感到饑餒之患了。這就是說，由于他經歷了窮困和勞動，不僅使他和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相當縮小，他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在農村的生活體驗中有所改變。這是陶詩的人民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他的田園詩除歌頌過“平疇交遠風，良苗已懷新”的山戀匡廬田園自然景色外，還歌頌過勞動和勞動人民。“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光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這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了農民從事勞動的真實情感。“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須當紀，力耕不吾期。”這首詩寫農事閑暇之日，與友人詩酒談笑風生，這種愉悅閑適的生活，難道不美好嗎？雖有此種樂趣，衣食之事，卻應自己去經營；只有努力耕作，才不會辜負自己歸隱的志愿啊。這也是他對農民在交往中的一種感情。就因為“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在一定時間、程度上，他自己也是參加勞動的。這種生活內容就使得他的詩無論在內容上或風格上都與當時一般作風有了不同的表現，更增添了他的田園詩的獨特光輝。
　　陶淵明從41歲起到63歲去世的22個春秋里，他雖隱居家鄉尋得了耕種之樂。但現實生活畢竟冷酷無情，經過戰亂的田園風光并不如他所在《桃花源記》中描繪的那樣安寧。他歸田耕耘，生活卻連最低限度的溫飽也無法維持。衣，“被褐欣自得”；食“但愿飽粳糧”；住，“草廬寄窮巷”。可是，就連這樣艱難的生活條件，老天爺也不肯手下留情。戊申六月，陶淵明四十四歲時，“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場大火，把那本來就不蔽風雨的草廬，也燒得“一室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詩人一家人開始不得不寄居船上，以后終于被迫從上京（玉京山）搬遷到了“南村”即栗里村居住。他在這里與隱土劉子驥、周續之等，度過了一段“朝為灌園，夕偃蓬廬”的田園生活。
　　據《南史》記載，陶淵明遷居栗里后，與東林寺慧遠法師同游時，往來于廬山垅中，醉輒臥于此石，故名醉石。晉后曾在其臥身體處建立館，稱為醉石館、五柳館或歸去來館。醉石上現存有朱熹題刻的“歸來去館”四個大字及程思孟的《題醉石》詩：“萬仞峰前一水傍，晨光翠色助清涼。誰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淵明入醉鄉。”可惜字面多已剝落。字跡尚清晰的則有，明嘉靖時閩中郭波澄的《醉石詩》，其中有“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之句。
　　陶淵明正是因為有了田園生活的經歷，與勞動人民近距離的接觸，使他的思想感受也受到了一定陶熔和洗煉。因此，就使得他雖然在一個崇尚駢儷的文學作風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里，而仍能形成一種單純自然的新穎的風格。這種風格正是田園生活本色的表現。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這類近于口語的句子，像“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這類近于歌謠的句子，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和特殊的，而這種藝術上的單純自然的特色卻正是他長期體驗生活的結果。
　　陶淵明五十七歲時作《桃花源詩》并記，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當時正是東晉王朝和劉宋王朝交替的年代，社會動亂，人民受著外族和統治階級的雙重壓迫，生活極端困苦。陶淵明因在中年時，棄官歸田耕耘，接近了貧苦百姓，了解和同情人民的痛苦，就寫下了《桃花源詩》并記。
　　陶淵明在《桃花源詩》中描寫了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理想社會，一個與世隔絕，自給自足，到處是和平、安寧、自由和富裕生活模式，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構想，無疑是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反映著勞動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對美好社會的向往。
　　《桃花源記》雖然只有三百余字，它生動逼真地描述了“發現”桃花源的經過以及桃花源人民生活的情景。寫出了一個和平、寧靜、平等、快樂和現實社會完全對立的理想社會。讓桃花源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靠辛勤勞動、自食其力，過著和平、寧靜和幸福生活，這在當時賦稅極為繁重的剝削階級社會，真是農民百姓求之不得的地方。再者說，桃花源里風俗也是淳樸的，完全沒有人世間你欺我詐的情形，不要說他們彼此之間的平等相愛，就是來自世間的漁人，他們也把他當作自己的人一樣“設酒殺雞作食”，招待得十分殷勤和周到。這樣一個美好社會，當然是一種空想，實際上是對當時現實社會制度的否定和批判。他所想象當中的桃花源，也不過是建筑在虛無縹緲中的“空中樓閣”而已。因此說“桃花源”是陶淵明田園理想的形象展示，也是他田園人生的精神寄托和歸宿。
　　陶淵明現存詩文一百三十多篇，主要有《歸園田居》五首，《飲酒》詩二十首，《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二十三首，《移居》二首等，這些田園詩感情直率、自然，毫無矯揉造作，在藝術上，語言明白簡潔，風格平易淡遠，意境含蓄優美，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