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歷程碑，承載著美好的記憶。我的故鄉地處魯中腹地，雖然村子很小，卻因羅漢、姑子廟而名揚在外，村子三面環山，山坡植被達80%以上，一到夏天、山泉、瀑布、滿眼的翠綠。用現在的一句時髦話說，綠色、有機、氧吧。童年的回憶里，到處是“風吹草低”的草甸，出沒著野兔、野鴨子、山雞、貔虎、灌、果子貍……孫巖溝、大魚溝、鱉汪子崖以及它的分支小流域里，有各種魚蝦、螃蟹、沙里趴。可是我記得更多的，是用荒草——一種從山上切割下來的荒草——下石上茅壘起來的寬敞的草房、冬天里沿兒上全是冰的園口水井，還有北屋墻根下一小片蘭花草。那時候的人們都很少出門，必要的時候才會去“公社”再或“縣里”辦事，多數是步行十幾、幾十里，因為自行車只有少數的人家才有，都是借來借去的。快過年的時候才會由“生產隊”出馬拖拉機載各家人去縣城買年貨。
　　在我七歲時記得大姐家的村里廟子村有管理區駐扎，管理區里有電線電話線，還有供銷社。在人們奢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時候，我們最向往的就是供銷社。供銷社是一間磚瓦結構的坐東朝西的長方形房子，西門進去后，迎面的東側是賣雜貨的，包括日用品和文教用品；西面是“布匹組”，東邊就是孩子們最喜歡去的食品專柜了。木頭柜臺上邊有幾個大圓孔，依次地嵌著幾只大缸，分別裝著醬油（那時叫清醬）、醋、白酒和豆油，都是用各自特制的不同度量單位的“提斗”來量的。里邊靠墻還有貨架，擺著有包裝的煙酒糖茶一類的東西。最底層的貨架，則是一些用秤來量的“散裝”的貨品，有五顏六色的“糖球”、各式各樣的糕點，還有可以論個賣的紅棗和黑棗。門西的南窗下，還有個剃頭的攤兒，穿著藍大褂的剃頭匠扳著顧客的頭，在木頭轉椅上轉來轉去的。五歲的弟弟把身上娘做的夾衣脫下來，突然甩到柜臺里去：“給我換件新的！”在大家笑過之后，知道了我們的幼稚和無知，就有“售貨員”說：回去向你爹媽要錢來買。弟弟還小，我卻覺得有一點丟臉，領著弟弟就跑回家了。后來，那兒，就成了我們的樂園：弟弟總去買“小人書”，我呢，娘讓我買東西時，就攢下點零錢，買花糖或者墨水片、糖精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我的個頭還沒有柜臺高，吆喝買東西時，要翹起腳尖，才能看到“柜臺”里的物品；供銷社里只有兩名“售貨員”一個負責雜貨的一個負責賣食品的。賣雜貨的是個漂亮的姐姐，圓臉大眼睛，高挑圓潤，盡管那時候還不懂得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事情，但那女的符和當時的審美標準。她總是板著個臉，服務態度不是很好，小孩子問多了或是挑來挑去就會不高興，把她的大眼睛翻到眼白很多。那時一兩節的貨架就可以擺滿了當時孩子們可以用的麻子鉛筆、貴一點的頂上有橡皮的花花鉛筆，還有小盒兒、小刀兒、沾筆、方格本一類的文具，絕不像現在學校附近就可以開好幾家文教店還有書店。賣食品的也沒有小食品專區，供小孩子們吃的東西不多，更重要的是，那時的孩子們很少有零花錢。賣食品的柜員是個三四十歲的姓徐的“老頭兒”，是我的一個一家的八竿子打不著的‘姑父’，他可以很利落地用紙繩兒和黃色的包裝紙方方正正地包裹各種糕點和白糖、紅糖、茶葉，還把算盤珠兒撥得很響。記得供銷社在晚上用大鎖頭關起木柵門窗時，在最東邊會開一個只能伸進手去接送錢和小件貨品的小窗口，可以在晚上停電時去買蠟燭，或者買其他急用的東西，不過也不會開到很晚。如果實在著急，可以一直敲門叫醒值班的售貨員。
　　后來供銷社又搬遷到了靠大路的村南，也許是靠路的緣故，供銷社外面總是人來人往的很熱鬧：天好時會坐著站著一些做小買賣的以及一些老年人和閑人。夏天有賣櫻桃、甜瓜的、水杏、桃子、梨、黃瓜、茄子，也有乘涼打撲克消磨時間的，冬天有賣糖葫蘆的——在三腳的木架頂扎緊一些谷草，然后往上插滿糖葫蘆。過年的時候會更“繁華”一些，供銷社里的貨品也會更豐富，經常擠滿了人，有時候下班了都關不了門，有些年貨會擺到外面去賣，比如海帶、咸魚、小烤魚，還有紙“元寶”，對聯、木香兒什么的會擺到地上，用磚頭兒壓著怕被風刮跑。
　　后來我考去了縣里的中學，離家有二十多公里，寄宿的條件不是很好，很想家，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就回家一趟，就經常在學校的公路旁等過路的拖拉機，如果趕上村里的拖拉機去縣城，就可以“坐”上去——多數時候會坐在拖拉機頭上或站在后車斗里，用手把住前邊的欄桿，冬天時會很冷。再后來，我參加工作住到了城里。盡管多年過去了，可是每次路過那兒的時候，總是忘不了在供銷社原地上看一眼，盡管現在新農村建設的步伐讓昔日的黑瓦房，變成了七層高的農村社區。但仍然很是懷念那份匱乏時代的“特有”和計劃經濟。 
 
作者： 朱玉富 聯系電話：1526438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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