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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這是東晉大詩人陶淵明《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中的詩句，極言悟透人生真諦、洞悉宇宙奧秘后的豁達和愜意。詩人縱橫官場三十年，躋身當時等級森嚴的上層社會，胸懷利器，亦官亦文，交往士大夫，經(jīng)緯人間事，可謂風流倜儻，瀟灑自如。當時的中國社會正處短暫繁榮時期，貴族士大夫養(yǎng)尊處優(yōu)，奢靡無度，而陶淵明性情高雅，不與時俗同流合污，不為五斗米折腰，一時曲高和寡，孤傲迷惘。通讀《山海經(jīng)》后，陶淵明深為書中所記所言折服，如受高人點撥，超世脫俗，豁然開朗，一口氣寫下《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毅然棄官歸隱，棲身鄉(xiāng)野，成為我國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

漢武帝偶得一異鳥，朝夕把玩，喜愛至極。然此鳥拒食任何食物，命垂一線。武帝并滿朝文武垂頭喪氣，一籌莫展。這時東方朔告訴漢武帝說，他知道此鳥的名稱、習性和愛好的食物。一試，果如其言，異鳥欣然即食，蹦跳婉轉如常。武帝及大臣們更加佩服東方朔的博學多才，紛紛請教求源。東方朔淡然一笑，“這也沒啥神秘的，《山海經(jīng)》里有許多這樣的奇聞異事，大家閑暇時不妨翻翻此書！”

漢宣帝時，有一石室塌陷，壁上畫有“反敷盜械人”的圖像，眾人茫然不曉何意。大學者劉向說這是“貳負之臣”。宣帝問他所知何來，劉向回答說是在《山海經(jīng)》里看到的。于是朝野轟動，讀書人中掀起了研讀《山海經(jīng)》的熱潮。當時尚無印刷技術，書籍靠手抄于木片、絲帛相傳，十分珍貴。漢明帝曾將此書作為獎品獎勵給治理河渠有功的大臣王景。

晉人干寶的《搜神記》、明代的《西游記》和《封神演義》、清代的《鏡花緣》等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神話故事和傳說，其中許多故事素材和藝術構思均取自《山海經(jīng)》，作者豐富的想象力和表達手法也深受《山海經(jīng)》的啟發(fā)。可見《山海經(jīng)》無窮的魅力及對我國志怪小說等文學作品的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山海經(jīng)》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源自豐富神奇、包羅萬象的內(nèi)容。大小不一的山丘河流，形色各異的花草樹木，半人半獸的靈長類生物，珍稀瑰麗的金石礦物，奇形怪狀的飛禽走獸，光怪陸離的神話傳說，五花八門的地名人種，神秘的祭典儀式，古怪的裝束扮相，奇異的病癥物候，靈驗的奇方妙藥，誘人的美味毒食，超乎常理的自然現(xiàn)象，不可思議的工藝技術，以及難以考證的帝王世系和聞所未聞的遠古歷史……，舉凡世人所能聽到的、能見到的、能認識到的、能想象到的一切事物，還有大量現(xiàn)代人無法預想的景象，無不記載其中，可謂人類遠古時代的大百科全書。

其次源自本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及學科分類。《山海經(jīng)》是華夏文化典籍中最古老的奇書之一，有太多的未知、未解吸引著歷朝歷代的學者、文人孜孜以求地探秘、求索。博文強記的史學家司馬遷熟讀《尚書》，深得其要，明確地將中國上古史推至炎帝、黃帝時期，而對《山海經(jīng)》卻三緘其口，稱“余不敢言之也”。依此可推知，《山海經(jīng)》的成書時間不會晚于“上古之書”的《尚書》。至于該書著者何人，更是眾說紛紜，無從查考。和司馬遷同時代的學者劉向認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jīng)》”。伯益是禹選定的接班人，禹治水有功而受禪，益也應當是多能而有功之人，再加上皋陶之子的顯赫身份，但卻遭到禹之子啟的殺害。劉向之說恐是同情伯益聊以追思的臆測，這也可從一向治學嚴謹?shù)乃抉R遷的態(tài)度中找到佐證。司馬遷之所以“不敢言”，是對該書的來龍去脈缺乏令人信服的考證，對書中所載奇聞異事也沒有足夠的旁證可以援引，對著作者更是只字未提，唯一能確認的是《山海經(jīng)》在西漢之前就早已廣為流傳了。《山海經(jīng)》的最初載體當是繪于某種材料上的一幅幅圖畫，就是陶淵明所說的“流觀山海圖”。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40年的“國人暴動”，真正出自“官方”載明的歷史事件是公元前770年的“平王東遷”。而《山海經(jīng)》中不僅有山有海，還有遠古帝王。山中所產(chǎn)，海里所存，無不精彩紛呈；帝王蹤跡，風土人情，慨然囊括其中。同為西漢大學者的劉向之子劉歆認為，該書“內(nèi)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是典型的地理學著作。東漢史學家班固及近代人魯迅認為是巫書，明代學者胡應麟認為是神話傳說，清末名人張之洞則認為是古代史書。硬為該書分類，確有盲人摸象之嫌。劉向父子是我國目錄學的鼻祖，對圖書分門別類便于專項研究是學界的一大進步，但依此歸類“史前圖書”，就是削足適履之舉了。其實，《山海經(jīng)》所展現(xiàn)的內(nèi)容，就是遠古洪荒時代自然和社會生活原生態(tài)的宏偉畫卷。

我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但真正為公眾認同推崇甚至膜拜的并不是很多，這些著作往往被冠以“經(jīng)”書相傳。既使后來廣為流傳的啟蒙讀本《三字經(jīng)》、《孝經(jīng)》等也無不彰顯著啟迪智慧、“誨爾童蒙”的尊者之風。《山海經(jīng)》的許多內(nèi)容雖然被歷代論者斥為“荒誕不經(jīng)”，但仍以經(jīng)典行世。孔子修訂《書經(jīng)》（即《尚書》），歌詠《詩經(jīng)》，迷戀《易經(jīng)》，卻對《山海經(jīng)》不聞不問。后世學者不厭其煩地注疏《十三經(jīng)》，進而帶動更多的學者文人和后學書生研讀《十三經(jīng)注疏》，而對《山海經(jīng)》的研究者和傳播者卻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孔子的儒學思想以經(jīng)世致用為出發(fā)點，倡導治國理念，傳播立身原則，探究為人處世，迎合了大眾求存求榮的實用主義心里。而《山海經(jīng)》以記錄山川地理、獸禽物產(chǎn)為主，記人記事也是述而不議，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相干。再者，《山海經(jīng)》博大精深，其內(nèi)容涵蓋多學科、多領域，沒有深入的研究和廣博的知識，很難駕馭其精髓要義。孔子、司馬遷也不是“通才”，他們對《山海經(jīng)》不言不語，實則是不敢“妄言妄語”，體現(xiàn)出了“萬世師表”和“史圣”敬畏自然、嚴謹治學的人生態(tài)度。《列子·湯問》中記載，兩個小孩爭論早晨和中午太陽離人遠近的問題，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后兩人一致決定讓大家公認為知識淵博的孔子來裁定。一人說“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另一個說“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這也是孔子對自己不擅長的“自然科學”不妄加評判的有力佐證。后世大儒們雖窮經(jīng)皓首，但僅局限于儒學的發(fā)微闡幽，其學識水平也難出孔子之右，《十三經(jīng)》不納《山海經(jīng)》也就不足為怪了。

  《山海經(jīng)》中的“鐘山”、“昆侖”是否為今天南京的鐘山和我國的昆侖山；“朝鮮”古國是否就是今天的朝鮮半島；怎樣找到“大人國”、“小人國”、“黑齒國”、“青丘國”的蛛絲馬跡；“十日浴于海”的“扶桑樹”是否與今天的日本國相關聯(lián)；“相讓不爭”的“君子國”是否真正存在過；人獸禽合體的靈異生物能否引導我們開啟另一扇人類起源之門……。現(xiàn)代科學技術為我們解開《山海經(jīng)》的神秘面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和技術支撐。呼吁國家相關部門對《山海經(jīng)》立項研究，組織各領域專家分類攻關，必要時開展國際合作，爭取盡快突破。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書中的一切奧秘必將大白于天下。

(編輯：作家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