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贛州四賢坊有感
來源：作者：袁贛湘時間：2015-01-16熱度：0次
游贛州四賢坊有感
袁贛湘
從贛州市繁華的文清路直向北走到頭，就能看見贛州市在原址上重新修繕的四賢坊、軍門樓兩處主體建筑。寬闊的廣場上高大聳立著牌樓上，刻就著很入人眼球的“四賢坊”三個蒼勁有力的金色大字。
走近四賢坊牌坊，右邊的牌坊旁還用繪畫形式繪就了四位賢杰對贛州有貢獻的壁畫。細看看重修“四賢坊”碑文，才得知四賢坊、軍門樓還有軍門樓后面還有一系列的古街、府衙等建筑，都是根據歷史記載和繪畫，按原樣修繕的。軍門樓兩側的城墻，還是原汁原味，較為系統地展示古代贛州的風貌。
作為一名贛州人，我常常會因能生活在這座有著2200多年文明史和文化底蘊豐厚的古城中而驕傲，因為越是對它深入細仔地了解，越是感嘆它的精妙絕倫。贛州不僅有著輝煌的歷史，因地處“水上絲綢之路”要塞，北宋年間繁盛一時，躋身全國三十六大城市、四十四大經濟中心之列，與當時的首都開封齊名，在當時有“北有開封、南有贛州”之說。迄今保存著大量宋代遺址，被專家喻為“宋城博物館”、“江南宋城”。城市的建筑風格也十分雅致，城市內規劃布局的三十六條街，七十二條巷，圍繞著一道城市中軸線，街道縱橫交錯，令人無可挑剔。時常慢步在公園或在公共汽車上，會聽到老贛州人掛在嘴邊耳熟能詳的諺語：“三山五嶺八景臺，十個銅錢買得來。”“大碼頭的水、二城門的風、光孝寺的鐘……”贛州人用直觀的諺語展示出贛州城內的重要景點和風情軼事。然而，四賢坊、軍門樓兩處主體建筑的修繕與復原，不但給新贛州城增添了“江南宋城”的“宋城”元素和秀色與靈氣，還曾添了這座城市的風骨和靈魂。
據《贛州府志》記載：軍門樓始建于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賢坊始建于明代，毀于清末，為青石條磚瓦結構的牌坊式建筑，分四柱三門式進出，高約9米，寬約7.2米。相傳是贛州人民為紀念趙抃、周敦頤、劉彝和文天祥四位先賢而立。
數百年前，贛州人民為何要為這四位賢杰專門建一座牌坊？還把它建在最繁華地段，成為刻在心中的一道景觀？筆者沉思了許久，因為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個性與特色，有它獨特的文明、文化，有它崇敬的對象和心目中的靈魂。當熟讀了四位賢杰的典型事跡之后，就能讀懂蘊藏在贛州人民心中的靈動和百姓們的價值觀是什么？
書中記載：趙抃（1008-1084年），今浙江衢州市人，字閱道，北宋景祐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資政殿大學士。史稱趙抃彈劾不避權貴，針砭時弊，毫無顧忌，京師號稱“鐵面御史”。嘉祐六年，趙抃出任虔州知府。他工詩善書，是位清官，也是一位鐘愛自然、寄情山水的性情中人。史載，初來虔州上任的趙抃“以一琴一鶴自隨”。作為宋史中有列傳的趙抃，為政簡易，體恤百姓，政績顯著。在虔州任職期間，除了組織民眾開鑿贛江十八灘之外，他一直致力營造一種屬民自耕其田、自得其樂、“歲豐無盜、獄冷無冤”的太平世界。因與周敦頤為故交，曾親自出任濂溪書院主持，對宣揚理學作出巨大的貢獻。趙抃淡泊政治、閑云野鶴式的官場生活，造就了虔州歷史上難得的淳厚文化氛圍。
周敦頤（1017-1073年），湖南道縣人。“因家居廬山蓮花峰下，所居曰濂溪，世稱濂溪先生”以志清白。周敦頤為宋理學之開山祖，著有《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易說》四篇著作，《養心亭說》《愛蓮說》《拙賦》三篇短文，史截“豫章理學節義，為海內師表，而贛郡尤著”，則完全得益于周敦頤。他在南安即與興國縣令程大中相識，大中二子程顥、程頤因此皆從學于周敦頤，以致后來成為中國理學史上著名的“二程”，被世人夸耀“二賢講道之地，庶幾與鄒魯并”，而鄒魯乃孔孟之所指也。贛州因周敦頤而文化昌盛，教學成風，也因此成為宋理學之祖地，大理學家朱熹也為其四世傳人。
文天祥（1236-1283年）江西吉水人，寶祐四年（1256年）進士第一，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愛國詩人，端宗時拜為右丞相，是我國古代最為杰出的文化人的榜樣。咸淳十年，文天祥被委任為贛州知州。為鄉人辦事，分外勤謹。他主張對人民少用刑罰，多用義理，所屬10個縣的人民對他非常愛戴，加以這年風調雨順，稻谷豐收，出現了短暫的安樂景象。德祐元年正月，蒙古大舉南侵，南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時任贛州知州的文天祥迅即在贛州組織義軍奮然起兵勤王抗爭，入衛臨安，時在贛州作《正氣歌》，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表達了他對家園與國家的赤膽忠心。贛州是文天祥政治起步的原點，文天祥對贛州城也賦予了諸多的豪邁與情感。他描述贛州城的詩句“八境煙濃淡，六街人往來”，如今成了驗證贛州城在南宋已形成“六街”之重要史料依據；他離別贛州時的詩句“虎頭山下路，揮淚憶虔州”，更是把他愛戀贛州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劉彝（1017-1086），福州人。劉若思之子。北宋著名水利專家。劉彝著有七經中議170卷，明善集30卷，居陽集30卷，均《宋史本傳》并傳于世史料記載。宋之前，贛州城（古稱虔州）也常年飽受水患。北宋熙寧年間，劉彝出任虔州知州，規劃并修建了贛州城區的街道。同時根據街道布局和地形特點，采取分區排水的原則，建成了兩個排水干道系統。因為兩條溝的走向形似篆體的“福”“壽”二字，故名福壽溝。福壽溝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辦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又“造水窗十二，視水消長而后閉之，水患頓息”。至今約12.6公里的福壽溝仍承載著贛州老城區居民的排水排污功能。
我撫摩著四賢坊牌坊上的石牌，感慨之心油然而生，贛州這座城市里的百姓們數百年以來，是這樣的尊敬和愛戴素有“鐵面御史、廉政楷模”馳名的趙抃；素有“水利大師、功高蓋世”的劉彝；素有“蓮花君子、清香永存”周敦頤；素有“抗元英雄、名垂千古”文狀元文天祥。所尊敬的四賢中有當朝的廉吏，有為贛州人民興修水利而造福后人的劉彝，有“理學開山”鼻祖和崇尚教育的周敦頤，有剛直不阿，以國為本、高風亮節的文狀元文天祥。這“四賢”都曾在贛州為官，但他們都為贛州的繁榮與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知道感恩的贛州人民專門為他們修建了這座四賢坊，讓刻入坊中的四位賢才長存的人民心中。這種做法凸顯的并非是贛州優秀的宋城文化，而是贛州人民懂得知恩、懷恩、報恩、感恩的深情厚誼。雖然四賢坊自清末毀壞以后，因種種原因未能修復，但它一直銘記在贛州人民的心中。由此可見，素有“客家搖籃”之稱的贛州人民，是何等地尊敬千百年來曾經為贛州做出貢獻的賢才與賢杰。
為一道風景，愛一座城市；城因人興、人因功德而受人尊敬。一個城市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對文化、對信仰、對價值觀的傳承與繼承。
或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重建的四賢坊掀開神秘面紗，銘記與蘊藏在贛州人民心中已久的四位賢士不僅僅又重新回到了“四賢坊”，而是回到了贛州人民的心中。
如今的四賢坊與贛州知名的郁孤臺一左一右，對影相望，它不但成為贛州城內一道美麗的風景，成為贛州古城文化的標志，城市個性的標致和客家人民心中崇敬的英杰與楷模的標致，還成為贛州人民緬懷賢才的功績，用此手法來感恩、報恩的最好方式。
(編輯：作家網)
